加载中…[转载]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
(2015-06-26 0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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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教育问题及研究资料 |
人们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智慧，当然，不同的民族，对智慧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中国人代表的东方智慧观念，与洋人的西方智慧观念，有很大差距。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无非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流，都是理论家、发明家、创造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孙武还有部《孙子兵法》）。中国人把诸葛亮视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会玩计谋、会搞诈术，而且，水平是古今第一。
东方的智慧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东方智慧标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被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软糖一样，谁敢在诸葛面前谈天才？而按西方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连一个数学方程式都解答不了，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之类，擅长计谋的政治老腕，不会被列入西洋天才人物之列的。
中国有一个数学家，叫陈景润（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了），一天到晚，鬼迷心窍地搞什么“1＋1＝2”的数学猜想。当时，周围的人，都把陈景润视为呆子、怪人，要不是洋人抬举，他会一直被认为是智商接近弱智的痴愚人物。陈景润的论文登出后，中国的反应，如同石沉大海；洋人却兴奋起来：“中国有个天才的数学家陈景润！我们要请他去讲学。”洋人给陈景润的痴愚平反摘帽，但仍有许多中国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怪才嘛”。
西方认为，人类的最高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争”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称，授予那些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发明家。东方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与人斗争”能力的大小。中国聪明人的标准是：精于为人处世，老谋深算，随机应变，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利用下级；不会做这些的，均被列入“老实”、“呆子”、“不识时务”、不开窍、愚昧人之列。中国有句格言：“做人比做事更重要”。陈景润那样不懂做人学问的洋才，在中国找老婆都难。提到科学，有些国人会不服气：“中国汉代的张衡，最早发明了观测地震的蛤蟆罐；五代的祖冲之，最早算出了高精度的圆周率；明代的万氏，最早造出了载人的火箭飞凳……”。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张衡、祖冲之、万氏等人，都是历史学家为了和洋人争口气，硬从历史垃圾堆中发掘出来的稀有人物。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极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更不要说，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了。
西方哲人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抽象思维上。与孟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创研究无生命物质世界的构造、
与此相比，东方哲人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感性思维上。东方哲人，虽不擅长提出抽象概念和创立法则定律，但却善于讲故事，把深刻的人生哲理，用浅显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古代哲学，都寓于名人的教诲和故事般的寓言中，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郑人买履”这三个寓言，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都一样，但中国哲人，却无法把这些具体的寓言，抽象升华为一个理性概念；洋哲学家，则把中国哲人想要说而说不出来的内涵，抽象概括为一个概念：“教条主义”。再比如，“掩耳盗铃”、“疑人盗斧”、“罚人吃肉”三个寓言的意思，也一样，中国哲人，无法像西方哲人那样，将这些寓言抽象为一个概念：“主观主义”。
中国的寓言，类似于西方的童话，但童话是给
另一方面，东方和西方测试个人智慧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西人用IQ试题
中国科举考试考什么呢？既不是考应试者的逻辑推理和想象创新能力，也不是考应试者掌握知识的数量和准确程度，而是考应试者的“文采”。由于文采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中国的科举考试，不象西方大学考试有一个客观的分数，考生在科举考试中排名，完全由主考官个人的好恶来决定。
西洋画的特点，是写实、写生，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而中国画的特点，是写意，画家用比喻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样，西洋文章的特点，是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东方文章的特点，则是文字表达的比喻和夸张，动不动就来个“白发三千丈”。洋人小说中描写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本应该是黎明时分，后面又说“夜半”，夜半与月落的时间相关，显然不对；乌鸦是白昼动物，和鸡一样，晚上睡觉，半夜听到乌鸦叫，就像半夜鸡叫一样不自然；再者，寺院也鲜有半夜敲钟的，“夜半钟声”，也让人感到诧异。由于中国诗词并不著重“写实”，而著重“写意”，只要意境好，即使诗境与现实不符，也仍被认为是好诗。
中国古代创造过多种文学题材，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都非常强调文采。新文化运动前，白话文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人玩艺儿，有水平教养的文人，都是吟诗作赋。《三国》、《水浒》等小说，本来写的不错，可是，作者每每到关键时刻，总忘不了赋诗一首，来个“有诗为证”，硬塞入一首不伦不类的诗，试图以此来表现作者的“文采”。作者似乎是想说：“我不是只会写白话文，我也会写诗”。
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科学”？其关键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创造出直接准确描述事物的“论文”体裁。西洋人把文字当作
中国文人，极其重视文字的华丽和表现的优雅，却非常忽视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经常不分场合滥用文采修辞，因此，中国无法诞生西方式科学论文体裁。有人以为，洋人读枯燥无味的科学论文，是因为这些文章有实用价值。可是，我们应该记得，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自然科学并不象现在，是毫无实用价值的“纯学术”。中国人大概很难理解，洋人为什么会对那种枯燥描述自然现象的毫无文采的科学论文发生兴趣。
有人以为，中国在搞了科举考试以后，才出现重视文采不重视思想
由于中国人的智慧观，把写作文采当作智慧的标准，造成长年来，中国文人华而不实的文风。古人也感到，这种重文不重实的行文弊病。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过一个古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古人朴实的文风，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重，“言必近真、不尚雕彩”。中国古代早有白话文，几百年前的《三国》《水浒》，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白话文一直在中国文人界，吃不开。白话文，可清楚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文言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无法用文言文书写细腻情感的小说。中国文人，放著准确表达思想的简单白话文不用，偏喜欢用连断句都要费几分脑筋的复杂文言文，还喜欢在里面加一些不作解释的典故，更让人难于理解。
如果说，白话文长于“表达思想”，文言文则长于“卖弄学问”。“表达思想”越简单清晰越好，而“卖弄学问”，却是越曲折绕弯，越显得有学问。明明可以用简单直接的话讲清楚的事，中国文人却要借古怀思，引经据典，搞得十分复杂。你用简单的词句，会被认为是，学识不够，文采不深。用地摊小贩都会讲的白话文写文章，没有赋比兴的烘托，没有起承转合的文脉，不引经据典，如何展现作者渊博的学识与华丽的文采？
五四后，模仿西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兴起，下里巴人的白话文，才在中国登上文坛。胡适等人，提倡学习西方的写实文风，少用修辞，不用典故。据丰子恺
尽管废除科举引进西学以后，中国人的智慧观有所改变，但中国，仍然是诗的国家。人们喜欢比喻和夸张，喜欢中国画那样诗般的意境，对西洋追求真实的科学和追求写实的艺术，总是敬而远之。中国，极少会有人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单纯出于兴趣，去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那样缺乏文采的论理文章（陈景润则是例外中的例外）。
东方的智慧，也有其闪光之处，在研究人性的缺点并加以利用方面，远远走在西方前面。西方无数的军事学家、将帅参谋，打了几千年仗，却从来没有想出过“空城计”这样的绝计。如果用同样的兵器，古罗马军团，无法战胜善于用计的东方将军。治理中国自然，也要用中国式的智慧，西洋式的智慧在中国行不通。
西方人，把思想家当作民族智慧的骄傲；东方人，则把计谋家当作民族智慧的结晶。西方人看来，陈景润比诸葛亮更智慧，因为陈景润和爱因斯坦是同一类人；而东方人看来，基辛格比爱因斯坦更聪明，因为基辛格和诸葛亮是同一类人。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是没有交点的两条平行线。西方智慧，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发明家；东方智慧，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一个计谋家，生在西方是一个悲剧，一个发明家，生在东方也是一个悲剧。毛泽东如果生在美国，一辈子只能在图书馆，做一个平凡的图书
按照西洋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思想发明的民族；而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则是一个深晓世故人情、随机融通、机灵活络的绝顶智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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