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资本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经济学上，自然经济又称作自给自足经济。自给自足中的那个“足”，决非是指富足，而是指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几乎能够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因而基本上不必进行交换。这里所说的经济单位是指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封建领地或庄园、农民村社等等。自然经济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极不发达状态下的产物。既然它的生产目标主要是为了满足自我消费，而不是为了交换，这就注定了它必然是闭塞的，因而其发展滞缓，少有活力。商品经济则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直接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形态。它面对的就是市场，是全社会、乃至世界的市场。同时它还要面对一切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赚取更多利润，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人，就必须不断改进产品质量，提高产量并奋力开发新产品。因此商品经济是外向的、开放性的，充满了活力。远比自然经济更具有优越性，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商品经济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由此便形成了它最典型特征，那就是自由。商品经济运转是通过市场进行的，没有市场上的交换，便称不上是商品经济。市场有多种，但基本上是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既称市场，那就必须要有自由。商品市场上的买卖双方、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双方、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双方，都需要有选择的自由、谈判的自由、成交的自由和签订协议（合同、契约）的自由。择优选购、讨价还价、成交签约，都是斟酌思量之后的自愿行为，这就是自由的体现。当然要享有这些自由，还要取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自由。在封建社会下，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一种有条件的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私有制，不能容忍各方干预和设置条件。故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提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口号是鲜明的反封建的口号。

   商品经济要求的这些自由，有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人的自由。如果人身都没有自由，其余的自由自然就要受到众多的限制。在各国反封建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时代的要求而提出的，并非是什么“虚伪”、“欺骗”的行径。

   商品经济自身所充满的活力，它的自由的特征和对人权自由所表现出的强烈要求，证明了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并可进一步推动其发展的经济形态。它比自然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优越性，它是近代社会能够飞速发展的根基。

    近代社会在政治上的突出特征是建立了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用以取代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特权，即法治取代人治。

    商品经济下既然要求自由，要求人的自然权利，那就必然与封建制度下的王权、神权与特权形成尖锐对立，因而也就不能容许专制与特权。以法律的权威取代特权，是近代社会在政治法律上的必然选择。在这里突出的是法律与国家的权力，消除的是王家与贵族（包括僧俗两家 ）的特权。

 在欧洲进入专制君主制时期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度使国家在政治上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但“王”与“国”也就难以分清了。国王是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的象征。国家属于国王及其家族，全国官民都是臣民。商品经济要求自由，要求人的自然权利，那就必然与封建制度下的神权、王权与特权形成尖锐的对立，因而也就不能容许专制与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口号完全是针对封建制度提出的，是近代社会到来之时十分响亮的口号。

 近代法治国家的特征是实行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议会成员由选举产生，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执掌，相互有制约作用。尽管在形式上各国有所不同，机构的名称也有差异，但是本质上三个权力机构职能是一样的。近代社会以国家取代王朝，以法律取代专制与特权，原则上就是将主权在君改变成主权在民，是近代社会在政治法律上的必然选择，是国家制度发展史上空前的巨大进步。 

 近代社会是法律社会，以主权在民取代主权在君，实行议会民主制，执政者由选举产生。这样，原来只是对国王、领主效忠的臣民，转变成为参与国事的公民，拥有法定的权利与义务，才开始真正有了自己的人格。强调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课题，第一次被提上历史日程。因此，公民取代臣民，也是一种人的解放。人们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以后，也就更加懂得自我完善的意义。正是由于人的主动性这个因素，才使近代社会较之古代社会更充满着活力，文明的进步更加迅捷。

 上述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君主为代表的贵族特权、公民取代臣民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包含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人本身这样三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基本上概括了人类历史的最主要的内涵。 

摘自---刘宗绪   黄安年  著《世界近代现代历史专题30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