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在古代不仅是居住场所，而且还被视为宅主身份的标志。唐、宋时期朝廷对官员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但还比较粗略宽松，例如宋代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在宅前造乌头门，庶民屋舍只许进深五架，门屋只许一间，不许用飞檐、重拱、四铺作、藻井和五彩装饰等。重点在于区划官员和庶民之间的身份差别。到了明代初期，对住宅的等级划分严格了，官员造宅不许用歇山及重檐屋顶，不许用重拱及藻井。这些限制在宋代原是针对庶民的，如今已针对品官了，这就意味着除皇家成员外，不论你官位多高，住宅不能用歇山顶，只能用“两厦”（悬山、硬山）。此外，又把公侯和官员的住宅分为四个级别，从大门与厅堂的间数、进深以及油漆色彩等方面加以严格限制。至于百姓的屋舍，则不许超过三间，不许用斗拱和彩色。以上这些反映了明代等级制度的森严在住宅形制上已有充分表现，但逾制的现象十分普遍，至今江苏苏州一带的民居中，仍保存着一批十分精美的贴金彩画和砖石雕刻。

 

中国住宅遗构今所知的最早实物是明代的。已经发现的明代住宅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其数可以百计。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和技术传统的差异，使各地住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山西襄汾丁村的明代住宅
一座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位于丁村东北隅，是一组四合院，大门一间设在东南角，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及倒座各为二间，按传统习惯根据木构架分间，应是三间，可能是由于木构架开间过小，不利于布置室内火炕，所以分作二间使用。正屋、两厢和倒座之间并无廊子联结。其形制符合明代庶民屋舍的规定，只是正屋梁上有单色勾绘的密锦纹团科纹饰，似稍有逾制之嫌。

 

另一座建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位于前座宅的东侧。由两进院落组成，现仅存大门及里进院，外院倒座及两厢均已不存，两院之间的垂花门也已毁去。从现存建筑看，平面布置后者比前者多建外面一进，其余基本相同。
由于山西属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故两宅内院南北狭长，以取阳光。墙体较厚，可以保温御寒。当地雨量稀少，故次要房屋仅用仰瓦铺设，省去盖瓦。根据风水之说，正房在北、大门在东南的布局属于“坎宅巽门”的吉宅，这种宅型在北方一带颇为流行。

 

山东曲阜衍圣公府
孔子嫡裔孙有世袭的爵位，自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以后的封爵是“衍圣公”，其职责为管理孔子的祀事及孔氏的族务。

 

衍圣公府习称“孔府”，位于曲阜城内孔庙东侧，是中国现在唯一较完整的明代公爵府。孔府的现有规模形成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场大火把孔府的内宅一扫而光，因此留下的明代原物主要是内宅以外的部分建筑物，即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两厢、前上房、内宅门及东路报本堂等。其余均为清代重建或增建。

孔府占地总面积约4.6公顷，分为公衙、内宅、东学、西学和后园五部分。公衙是衍圣公举行庆典和行使权力的场所，其形制和明代一般州府衙署相似，大堂居中，前有三重门和东西厢房。二堂是会见官员、处理族务之所，与大堂间有穿堂相联，仍是唐宋以来盛行的工字形平面。两厢是六厅吏员办事之处；内宅和后园是宅眷居住部分：东学是衍圣公读书、会客、祭祖的地方；西学是家属读书、宴饮、待客的场所，建筑形式与庭院布置有较多生活气息，庭中植竹树花卉，配以奇石、盆景；后园虽有较多树木，但布局零乱，缺乏传统园林的意趣。

孔府沿中轴线从大门到后园全长250米，共有九进院落。衍圣公是孔孟礼教的忠诚卫士，在孔府建筑中内宅门是区别内外、区别男女的严格界限。内宅用水由外面肩挑到内宅外墙上水口导入，光绪十一年的内宅火灾也因外人不得入内宅而任其延烧。这重重门堂和难以逾越的礼教限制，真可说是“侯门深似海”了。

根据明代品官第宅制度，作为二品官的衍圣公（实授二品，但有一品的袍带），他的府第应是“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角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油绿，兽面锡环”，屋顶用“两厦”悬山顶。检之实物，一一相符，不愧是遵礼守法的典范。

孔府的单体建筑中，以仪门（匾曰“恩赐重光”，故又称“重光门”)最有特色，是中国垂花门的最早遗物。此门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是一座三间三楼独立式垂花门。其木质柱子用抱鼓石座挟持，柱上用梁枋悬挑垂莲柱承受屋檐重量。平时此门不开，只在迎接圣旨或举行祭典时才开启使用，仪门之名由此而来。

 

苏州东山明代住宅
明代苏州地区经济、文化水平居于全国前列，致仕官员、文人、富商在此定居建宅者众多，至今城乡各处留有不少明代住宅，苏州郊区东山镇一带所存尤多。

 

东山杨湾赵宅，是一座下层居民的住宅，位于杨湾村大路边。宅由正房五间及东西厢房各一间组成三合院。由于地形限制，平面呈不规则形，但堂屋仍居中向南，符合传统习惯。大门原在东厢，临街而设，今已移至南墙上，正房木构架简朴，梁用圆木，但梁端与柱交接处仍按月梁做法刻作斜项，这是当地明代住宅的通式。堂屋前廊单步梁则作成月梁，以突出堂屋的地位。全屋雕饰，仅此而已。

江苏苏州东山杨湾的明代民居
东山杨湾翁宅，此宅大门临杨湾大路，面南向，是一座普通百姓住宅。全宅共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临街房屋五间，中设门屋一间，门内小院两侧东西厢房各两小间；后院是一座楼房，为堂屋与卧室所在。两院之间有一堵高而厚的墙相隔，显然是为安全防卫的需要而设。此宅用地紧凑，庭院狭小，是江南地区流行的小天井式住宅布局。

明浙江东阳卢宅
卢宅位于浙江东阳县城东门外，建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至天顺六年（1462年），其后又不断修建而成一区规模庞大的住宅群体。全宅占地约5公顷，由十余组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主轴线沿照壁穿过三座石牌坊转折至肃雍堂、乐寿堂而止于世雍堂。住宅周围有河流环绕，通过跨河的九座桥梁而沟通宅内外联系。宅前大道西通东阳城东门。从门前众多牌坊可知，这是一处世代为官的家庭聚居地。肃雍堂是全宅的主厅，其布局和曲阜衍圣公府相似，前有门屋两重，堂前两侧设东、西厢。肃雍堂平面作工字形，以穿堂将前后二堂联结成一体。其中前厅原是歇山屋顶，后虽改为两厦悬山顶，但室内木构架仍保留歇山转角做法，斗拱式样也很华丽。按明制规定，品官住宅不准用歇山顶，因此肃雍堂前厅的屋顶改形是否系宅主为逃避“逾制”之罪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这种现象在明代住宅中甚为罕见。

 

安徽徽州民居
徽州地处山区，人稠地狭，住宅多采用小天井和楼房的紧凑布局。一般是主楼、厢房全是二层，用地特别紧张的村落则建三层楼房。由于山区木材价廉，取材都较粗大。富有之家住宅多施精美的木雕和砖雕，为了避免“露富”而招来横祸，这些象征富有的雕刻都在内院展现，外观都是白墙、灰瓦，十分平淡。外墙极少开窗，窗孔也很小。

 

歙县远郊西溪南村有座吴息之住宅，宅旁池塘边有一路亭，亭中脊檩纪年为景泰七年（1456年），此宅木构架形制与路亭年代相当。该住宅现仅存一组院落，其余房屋已毁。宅的大门临小巷，面西南。入门为天井式小院，环小院一周为二层楼房，楼下空间低矮，楼上则较高敞，木刻雕饰也集中于楼上，说明宅内主要活动场所在楼上。院内水池用以积聚雨水，是皖南山区常见做法。

福建明代土楼
福建龙岩、漳州和广东潮州等地存在众多土楼建筑。这种土楼原是中原一带居民为了逃避战乱而南迁闽粤后建造起来的。在宗族械斗和山盗、倭寇频繁侵扰的环境中，这种堡垒式的聚族而居的住宅形式在明代有很大发展。据近年福建漳浦县的调查，全县有近二百座土楼，其中有四座是明代遗物，它们是：绥安镇马坑村一德楼，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建；霞美镇过田村贻燕楼，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建；霞美镇运头村庆云楼，隆庆三年（1569年）建；旧镇潭子头村晏海楼，万历十三年（1585年）建。其他还有永定县古竹乡古竹村的五云楼和贞固楼、华安县沙建乡的升平楼、华安县庭安村日新楼（1603年建）等。

 

明代土楼一般都是三、四层，外墙用土夯筑而成，“土楼”之名由此而来。其平面形式有三种：

 

第一种为一字形平面。如华安县日新楼，建于山坡上，主体由三座一字形平面的土楼组成，三楼随地形而呈台阶形升高。大门设在最低一幢建筑内，门上尚有石刻门额题记“万历癸卯岁仲春邹氏建”。

第二种为圆形平面。如华安县沙建乡升平楼，为三层圆形楼，外墙用花岗石砌筑，比土楼更为坚固。沙建乡齐云楼平面也作圆形，但已于民国年间重建。

第三种为方形平面。如漳浦县贻燕楼为三层方楼，永定贞固楼为四层方楼，漳浦完壁楼为三层小型方楼。

由于防御上的需要，土楼的外墙都很厚，底层厚度一般在1.5米左右，向上逐层收缩。底层不对外开窗而只向里开。楼上外窗也很小，且窗孔剖面往往成梯形，如同碉堡上的枪孔。面向内院的窗子则较大。土楼内隔墙多用土坯砌成，楼板用木构。屋顶用木构架，坡顶，覆蝴蝶瓦。

 

明代，喇嘛教虽在内地渐衰，但在藏族地区得到很大发展。十五世纪是西藏地区佛寺建筑的鼎盛期，以格鲁派四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的兴建为其标志。这四座寺院规模宏大，佛殿、经堂、喇嘛住宅等建筑物高低错落，形成壮观的建筑群。明代中期以后，在蒙古俺答汗的提倡下，藏传佛教（喇嘛教）迅速向青海、甘肃、四川等藏族地区及北方蒙古族地区传播，格鲁派寺院开始在这些地区出现，如著名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大召、席力图召，以及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等。在建筑式样上，青海、甘肃、四川的藏传佛教寺庙受西藏影响较多，而内蒙古地区的寺庙则受内地建筑影响较大，形成了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

 

明代内地佛教仍以禅宗为盛。宋元时期禅宗的“五山十刹”主宰佛教，明代则有四大名山兴起取而代之，五台山为文殊的道场，普陀山为观音的道场，峨眉山为普贤的道场，九华山为地藏的道场。四山庙宇林立，规制恢宏，成为明代佛教建筑兴旺的标志。

明代佛寺总平面追求完美的轴线对称与深邃的空间层次，如原来的山门演化为前有金刚殿，后有天王殿，成了两进建筑；中轴线上佛殿增至二进或三进，如明南京天界寺有正佛殿、三圣殿、毗卢殿，三殿前后对应；山门内左

右对称配置钟楼与鼓楼，佛殿前左右对称配置观音殿和轮藏殿等，都是明代佛寺布局的新特点。

 

砖拱建筑在明代佛教建筑中找到了发展的天地。由于《大藏经》屡次由皇家颁赐，藏经用的防火建筑成了一时的迫切需求，于是用砖拱建造的无梁殿建筑应运而兴。明代无梁殿遗留至今的还有十余处，著名的有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太原永祚寺无梁殿、峨眉山万年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无梁殿、苏州开元寺无梁殿等。

道教建筑在元明时期也有所发展。现存建于元代的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是道教建筑的重要遗例，宫中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中的大面积壁画，精美绝伦，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的道教建筑则以永乐皇帝在湖北武当山所建的道教宫观群最为宏伟。

新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元明时期，伊斯兰教的礼拜寺、玛札（圣者之墓，穆斯林晋谒之所）等建筑先后兴建于新疆各地。穹顶技术和琉璃饰面技术在伊斯兰教建筑上得到广泛应用。元代遗存的玛札以伊犁霍城的秃忽鲁克•帖木尔汗玛札最有代表性（该玛札建于1363～1364年，是新疆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汗陵墓）。建于公元1422年的喀什艾提尕清真寺是新疆最大的伊斯兰礼拜寺。而中原地区清真寺，有的在建筑平面式样、材料等方面受到汉式建筑的影响，因而具有汉式风格，如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

 

风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术数，其要旨是对人的住居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追求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得到满足的外部条件。风水涉及住宅、墓葬、寺观、村落、城镇各个方面，其中有关墓葬的部分称为“阴宅”，其他方面则统称“阳宅”。这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统一于自然界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含有朴素的科学成分，也可称之为古典的建筑环境工程学。

 

风水的起源可追朔到三千年前西周的“卜宅”。后来又有“相土尝水”选择城址以及相宅、相墓之举。到汉代已形成风水的理论萌芽，唐代发明罗盘，宋代风水已形成江西派与福建派两大派别。

明代是中国风水的鼎盛时期。一时间民间风水实践和风水理论都有很大发展，各种风水书籍纷纷问世，其中有刘基的《堪舆漫兴》、蒋平阶的《水龙经》、《阳宅指南》、高濂的《相宅要说》、张道宗的《地理全书》、周景一的《山详指迷》、目讲僧师的《地理直指原真》等较为重要。

明代风水派别很多，但仍以江西、福建两派为主干。江西派又称形势派，其理论主要阐述山川形势和宅形格式，其特点在于重视宅与自然的关系。福建派又称理法派，其为说多主于星卦，不过从明代风水书籍的内容来考察，不论是标榜江西派或是福建派，实际上都既讲形法又讲理法，只是各有侧重而已。在运用中，两派都以罗盘为基本工具用以确定方位，并根据罗盘上一圈圈数字与天文、地理名称，开出种种风水处方来，所以罗盘也被尊为“罗经”。

在明代，风水对建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基址选择，几乎所有的房屋、墓葬都根据风水理论来选定位置，村落选址也往往有风水师参与其间。对村落的选址原则可归纳为：背山面水、山龙昂秀、水龙环抱、明堂宽大、水口收藏等几方面。所谓山龙、水龙就是指山脉与水系的形势，明堂是指村基所在的空间，水口是指村头、村尾水流出入口。根据这些原则，山区村落多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环境；平原地区以水为龙，村落往往采取背水、面街的布局。城镇选址原理与村落相同，只是要求环境容量相应增大。

在明代风水中，“水口”是一个重要题目，多数风水书对此都有论述。但此时水口已专指村镇水流出口处，由于村镇道路入口多设在此处，宗祠、亭阁、桥梁等也集中于此，因而形成为村镇内最重要的关键地段，也是居民的公共活动中心。这种现象在皖南徽州地区最为典型。

 

风水认为体量高大的建筑物如塔、阁、殿等的设置能弥补地形的缺陷，使城市、村镇所在的气、势都能得到改善而使一方之人化凶为吉。例如：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江西瑞州知府邝潘认为瑞州人才众多而登科第者少，原因是风水不佳。他亲自踏勘地形后发现原来是府学的格局有问题：府学前面西有府城西城门耸立于旁，东侧却虚无一物，造成左右不平衡；府学后面又受到粮仓的挤压，后地不宽宏。于是下令迁走仓库，在府学东侧建造一座楼阁名为进贤楼。他和同僚们商议后认为府学正南无“具瞻”（对景），不利文运昌盛，而且府学正对南郊的石鼓岭，山形平秃，致使文士“多晦”，不能飞黄腾达，因而决定在岭上建造一座十几层高耸入云的文峰塔。他还听说瑞州有三公（太傅、太师、太保，明代最高官品）与状元之广谶，就下令把市河和锦河开挖联通。这是一个为改善城市风水而大兴土木的典型实例。类似的用文峰塔、文昌阁等建筑来改变城市风水的做法几乎到处都可看到，山西大同在府学前方城墙上建造的一座文峰塔就是其中一例。

 

住宅是风水关注的重点之一。各派风水对住宅的选址、布局、周围环境等，都有一套指导原则和避凶就吉的方法。他们用罗盘格定住宅方位和属性，进而推导出平面布置，大门方位以至每座房屋的高低、位置。大门在风水中被视为“气”的出纳口，是住宅“上接天气，下收地气”的关键部位，它的位置、方向与住户的凶吉密切相关。山、水是自然中“气”之所自出，是至吉至祥之物，所以大门应面向山峰或远处山口（近处山口又谓之“煞气”，不可相对）。也可迎水而立，但不可冲巷道或与邻居大门相对。这些处理方式在功能上都有一定依据，而风水以凶吉观来进行解释，使之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为了减除“大门冲巷不吉”的心理负担，风水师们常把“泰山石敢当”、“镇山海”的石碑或镜子等物放在大门对面，并赋予这些镇物以神奇的辟邪功能。对于住宅周围的道路则要求从“吉方”来，要曲折有致。总之，各种风水书都对住宅提出种种避凶趋吉的方案，内容十分庞杂，从周围环境到宅内的厕所、水井的处理都与凶吉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