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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童工们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在一起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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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们在车间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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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铺棉絮的床成了童工们眼中最温暖、舒服的地方。

    他们来自遥远的四川凉山，大多未满16周岁，聚集在小超市门前，像超市里摆放的商品，按照横排的顺序列队，他们在等待着别人的挑选。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甚至惨遭强奸。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中国经济网4月28日报道）

　　近年来，有关童工的悲惨新闻屡现报端。每一次，都触发人们深深的痛。有人说，这应归咎于贫困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错，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我觉得并不是主要原因——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童工事件的发生，无论输出地，还是输入地，都有着很强的地域集中性。要说贫困，全国的贫困地区很多，为什么其它地区这种现象不多？要说经济发展不平衡，理由就更显得泛化，因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平衡都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所以，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在一些人的意识中——在商品意识日益强化的社会背景下，很多人已经不自觉地把人的生命、尊严做出商品化评价，经济理性取代人文理性，伦理道德的底限被越放放低……

　　童工问题，是典型的“欺小”式丑陋，是附着在社会肌体的一颗尴尬毒瘤，痛点显而易见。

　　痛点一，使用童工，是国家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为，但是企业对此不当回事，执法部门竟束手无策。法网“疏而有漏”，使用童工可以放心大胆地干。在输入地，那些近乎公开的“童工市场”，执法者难道真的看不见？报原报道披露，在输出地四川凉山，不管是普通老百姓、公务员、警察，还是老师和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都清楚地知道工头拐骗童工的现象。可就是从来没有公权部门出面干涉过。

　　痛点二，“工头”的违法行为被边缘化。没有成年的孩子，自己找工作不太可能；用人的老板知道招用童工违法，也不敢直接出面。所以很多孩子是通过一些“人贩子”式的中间人，才落入火坑的。这些人，在孩子及其家长面前，以“办好事”的形象出现；在用人的企业面前，他们有些又是服务于企业的“中介”。这实在是童工形成链中，最为可恶的一环，却逍遥法外地挣着大量黑心钱。

　　痛点三，打工孩子的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放未成年的孩子出去打工，其实是认同了别人对自己孩子的侵害，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尽管由于生活贫困、社会救助不力等原因，使之情有可原，但适当的批评、教育、引导也是必要的。

　　小小年纪，这些孩子们没有坐在课堂上，而是过早承受生活的沉重。而更令我们无比心酸的是，仅仅是高强度的劳作也还罢了，他们还在忍受老板肆无忌惮的盘剥、欺压和侮辱。在童工问题上，我们的立法、司法、行政，实在应该有些更大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