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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理事穆光宗近日说，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前后，中国可婚男性人口可能过剩2400万左右。这说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普遍的升高和偏高趋势已经产生了人口生态的赤字，加之在现有的夫妻婚龄差的文化模式下，女性可婚人口可谓严重短缺。  

   “如果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现象将会出现。”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被再度强调。

　　从人口学的统计来看，我国人口男女性别比差异显著。受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生率下降与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1970年后出生的男性人口将面临严峻的婚姻形势。 

　　据统计，在同年龄组中，单身男性的比例远远大于单身的女性，并且在青年结婚年龄段（24－34岁）同龄与相对人口性别比都远大于100。而最近几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存在较大的失衡现象，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我国新生儿性别比高达117：100。 

　　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择偶难是青年婚恋面临的主要问题。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成为择偶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会在多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影响，没有人能够做出确定的预测。”　张维庆委员说，但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例带来的连锁反应不能忽视。

　　张维庆委员建议，关于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偏高问题，要多宣传男女平等，消除重男轻女的思想。从政府层面来说，第一，加大利益导向，对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给予社会保障，让老百姓觉得生女孩不吃亏。第二，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女孩是未来的母亲，从她们诞生之初就加强爱护，从身体到心理，提高她们接受教育的层次，给她们接受高素质教育的机会，培养她们成才。第三，坚持开展国家的“安民工程”“成长工程”“加分政策”“扶贫工程”“亲情工程”等针对女孩的结对帮扶，真正的解放女孩。第四，依法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 

　　 
    穆光宗说，一些男性的婚姻权利的实现将受到限制甚至剥夺，这是一个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人口生态失衡”问题的严重性完全可能超过目前的预计。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穆光宗指出存在三种驱动力量：性别偏好、少生意愿和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发展。穆光宗认为，两千万以上男性可婚过剩人口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严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确立这样的认识导向和舆论导向：第一、承认两性差别，消除性别歧视；第二、促进性别平衡，优化人口生态；第三，维护人口生态，促进协调发展。  

　　“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张维庆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