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解》第三·公孙丑上04养气章(三)
(2011-08-17 09: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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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
分类: 儒学复兴 |
养气章(三)
注释:
译文:
朱注: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治,去声。伯夷,孤竹君之长子。兄弟逊国,避纣隐居,闻文王之德而归之。及武王伐纣,去而饿死。伊尹,有莘之处士。汤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复归于汤。如是者五,乃相汤而伐桀也。三圣人事,详见此篇之末及万章下篇。)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班,齐等之貌。公孙丑问,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与,平声。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心之正也。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本根节目之大者,惟在于此。于此不同,则亦不足以为圣人矣。)
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
(污,音蛙。好,去声。污,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誉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程子曰:“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于尧舜,语事功也。盖尧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万世。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见人之礼,则可以知其政;闻人之乐,则可以知其德。是以我从百世之后,差等百世之王,无有能遁其情者,而见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垤,大结反。潦,音老。麒麟,毛虫之长。凤凰,羽虫之长。垤,蚁封也。行潦,道上无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圣人,固皆异于众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
说解:
孟子说到不敢自比为圣人而愿意学习圣人,因此,公孙丑把话题转到了对圣人的认识上。他列举出当时被人尊为圣人的三人——伯夷、伊尹和孔子,然后询问三人的异同。首先说起的是对伯夷和伊尹的认识。孟子说二人的行事之道不同。
伯夷守身如玉,绝不苟合。伯夷是殷商时期孤竹国的国君的长子,他和三弟叔齐为了让二弟能够继承国君之位,离开了孤竹国;为了避开商纣的虐政而隐居,后来听说周文王有德而投奔文王;文王驾崩之后,武王兴兵伐纣,伯夷和叔齐认为是以臣伐君,因此离开周地。叔齐是伯夷的追随者,因此,这里只说伯夷,而不言叔齐。伯夷认为文王有德,所以才投奔;认为商纣无德,所以才隐居,认为武王伐纣不合道,所以才离开,这也就是说,他绝不在他所不认可的君主那里做官。他认为武王伐纣不合道所以离开,武王得天下之后,他认为武王虽然得到了天下百姓却不合正道,所以宁可在山中吃野菜,也不做周朝的百姓,这也就是说,他也绝不在他所不认可的君主那里做百姓。因此,孟子说:“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因为文王有德,所以他投奔文王;因为商纣无德,所以他隐居起来。这就是说,他天下太平安定就入朝做官,天下混乱就全身而退。因此,孟子说:“治则进,乱则退。”
伊尹坚持正道,坚持从政。伊尹的行事之道与伯夷大相径庭。他本来是有莘国的庶民中的有德之人,商汤聘请他而使他去了夏桀那里,只是夏桀不重用他,才又回到商汤身边,而不是他不去,如此反复五次之多,后来作为商汤的宰相,辅佐商汤伐桀。焦循《孟子正义》引他的话说:“事非其君者何伤也?使非其民者何伤也?要欲为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这就是说,伊尹所重视的是自身所行是否合道,而不在乎当时的君主是否合道;当初是否以正道得到天下之民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国君得民之后能否按正道对待,如果自己身为百姓则只管自身所行符合正道。因此,孟子说:“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在夏桀之时,在伐桀之时,伊尹可以从政;在伐桀之后,商朝稳定了,又曾经辅佐太甲等商朝天子,因此,孟子说:“治亦进,乱亦进。”
孔子随时行道,进退合道。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因此,天下有道无道,言有不同,但行无不同。孔子在鲁国,可以摄理宰相之职,可以任司寇之职,可以是大夫,也可以是布衣;在鲁国无法行道的时候,孔子可以为了使天下有道而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孔子只依据道义行事,根据是否可以行道而决定去留,以及时间的长短。因此,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说过伯夷和伊尹之后,公孙丑必然会接着询问如何认识孔子,因此,孟子不等他询问而直接说出。
孟子把三位圣人接连说出,并且说,三人都是往古的圣人,并说自己的德行未能达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只是说自己愿意学习着按孔子的行事之道去做。这样,使得公孙丑误以为三圣似乎可以并列看待,但是,他又隐约觉得并列起来似乎有些不妥,所以问是否可以把这三位圣人如此并列起来。孟子为此而明确地说:不能把三位圣人并列看待,孔子是伯夷和伊尹所不及的——“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然而,既然都可谓之圣人,就必然有相同之处,亦即都能以仁心行仁政,有仁心而后可以行仁政,能行仁政而后可以得民心。因为行仁政,所以,虽然仅仅拥有方圆百里之地,却终究能使诸侯来朝、得到天下民心;因为有仁心,所以,不会去做任何一件不合道义之事,不会杀任何一个无罪之人。这也意味着,无此仁心,不足以为圣人;无此仁政,不足以为圣王。.
公孙丑问三圣有何不同,其实也就是问为什么孔子是圣人之中的至圣。孟子没有自己出来议论,而是引用了孔子弟子中的宰我、子贡、有子这三贤对孔子的赞誉。在引用之前,孟子说了两点:一是他们“智足以知圣人”,二是“污不至阿其所好”。因为有第一点,所以,三贤之言非盲目、非妄言。如果其智不足以知圣人,那么,他们所说的话就好比盲人摸象,或者过誉,或者不足,或者偏颇,甚至是错误。因为有第二点,所以,三贤之言不是出于私心,也不是出于个人好恶情感。因为有这两点,三贤之言才可信。
宰我之言,称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祖述尧舜”,编订《书经》而以《尧典》《舜典》为首;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由此可知,孔子对尧舜的推尊之高,几乎无可比拟。然而,宰我为何说孔子远胜尧舜呢?首先,尧舜之事功见于当时、一国,而孔子之事功则不仅见于当时,而且垂于千秋万代,远及国内外,亦即孔子不以一时一地的国土为王,而是以千秋万代的民心为王;其次,尧舜之道,若非孔子相传,后世不得而知,后世之君主,能效法尧舜之道而安天下之民,亦可归功于孔子;再者,虽然孔子似乎只是圣人,在历史上没有成为一代帝王,但是,孔子以道心综括三皇(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二伯(齐桓公、晋文公)之道,为天下万世制订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素王”之法,为万世开太平,因此,孔子既是圣人中的至圣,又是超越历代君王的圣王。
子贡之言,从礼乐而论孔子之道。《礼记·乐记》中说:“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因此,子贡说:看一个人所行的礼仪,就可以了解他从政会如何,听一个人所喜欢的音乐,就可以了解他的德行。子贡从礼乐方面,上推数千年而知无人可及,下推数千年而知必然无人可逾越。孔子所传之道不可逾越,原因在于,孔子所传的不是个人所知所见、所思所想的道,而是贯通天地人之道,是祖述往圣先贤之道,是无思无为之道。因为此道不可逾越,因此,孔子无人可以比拟。
有子之言,从类别中的等级而言。走兽之类中以麒麟为仁兽,飞鸟之中以凤凰为祥禽,丘山之中以泰山为神山,水流之中以河海为广大,每类之中都会有级别之不同,同样,人类之中以圣人为高。圣人是高出人类之上的人,然而,在圣人之中,又有最高者,即出类拔萃者,孔子便是圣人之中的圣人,因此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张岱《四书遇》中说:“群圣人是出民之类,孔子是聚群圣人而又拔乎其萃也。则拔萃宜专属孔子,方与语气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