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帝舜有虞氏的时候，既不奖赏也不惩罚；大禹夏后氏的时候，只有奖赏而没有惩罚；到了周代，既有惩罚又有奖赏。惩罚是为了禁止，奖赏是为了鼓励。”

                   （《太平御览》卷六三三引《慎子》）

云尘子曰：不需要奖赏也不需要惩罚的时候，是天下有道的时候，人们的本性没有被欲望所遮蔽，当权者也就不需要去行使奖惩之法，毕竟奖惩之法有太多的人为因素。有奖赏而没有惩罚的时候，是天下有德的时候，人们基本上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权者在此情况下，对做了该做的事而且功劳比较突出的给以奖赏，而对有过失或无功劳的比较宽容。既有惩罚又有奖赏的时候，是天下重视功力的时候，功力必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两方面，所以，当权者奖赏正义而惩罚非正义，以此维持天下的稳定。从这个过程来看，从三皇时代的“以道治国”降而成为五帝时代的“以德治国”，这是从自然而然开始加上人为的成为之开始；从五帝时代的“以德治国”降到三王时代的“以功治国”，这是人为因素增加的过程；从三王时代的“以功治国”再降到春秋五伯时代的“以力治国”，几乎全是凭借人为了，而周代正好处于从三王到五伯的过渡时期。因此，孔子“宪章文武”，是希望从五伯时代的“以力治国”上升到三王时代的“以功治国”；孔子“祖述尧舜”，是希望从三王时代的“以功治国”上升到五帝时代的“以德治国”；孔子“晚而好《易》”、“删述《春秋》”，是希望能够最终达到三皇时代的“以道治国”。老子《道德经》所体现出来的，则是直接“以道治国”。人为的东西越多，天下越容易混乱，所以，《道德经》中说：“大道废，有仁义。”然而，从乱世不可能直接达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有过程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