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叙事文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左传》本为《春秋》作传，然而它却反客为主，一部《春秋》，正好作成史的骨干，所谓‘传’，则为血为肉，为‘颊上毫’，‘传’于是有了‘经’所缚不住者。且又不止于此，即原本之限制，反而也助成其优势。”（扬之水《先秦诗文史》，第25页）与《春秋》不同的是，它“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首先，《左传》的叙事艺术表现出“云雾断山”之美。
编年体的记史体例造成了叙事上的困难，也就是说不能把一件事情自始至终的完整记述下来，而只能根据历史的发展和经文的要求，在不同的年份中分别记述，这样容易造成前后的不连贯，甚至出现断层。但《左传》能够在这种限制之下，注重前后的照应，把事情交代清楚而且生动。如僖公四年，晋献公准备立骊姬为夫人，但占卜结果不好而未成就此事，使骊姬非常不满。太子申生打猎归来，献酒肉给献公，骊姬在其中下毒，并有意使献公发现，诬陷太子申生要害死献公，申生只好逃走。骊姬又诬陷两外两个公子重耳和夷吾是同谋，于是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地。僖公五年，晋献公派兵攻打蒲城，重耳说：“父王的命令不能抵抗，谁抵抗，谁就是我的敌人。”于是，他逃亡到了翟国（狄人所在的地方）。僖公九年，晋献公死，有人想接纳重耳回国为君，山东申生、重耳、夷吾的党羽起来作乱，重耳未回，而夷吾做了国君，即晋惠公。僖公二十三年，重耳流亡到翟国，狄子俘虏了叔隗、季隗二女，送给重耳。当时跟随重耳的有狐偃、赵衰等。重耳娶了季隗，把叔隗送给赵衰为妻，并准备到齐国去。他对季隗说：“你等我二十五年，我如果不回来你就再嫁人。”季隗答复说要等着他。他离开此地，路过卫国，卫文公没有以礼相待。途中饥饿，向人要饭，一个农夫给了他一个土块，当时他很愤怒，要打那农夫，随行者劝他说，得到土块象征着得到国土，他才谢了农夫而收下土块，装到了他的车上。到了齐国，齐桓公为他娶姜氏为妻，并送了八十匹马给他，生活很好，所以他不想走了。随从的人到一棵树下商量对策，被一女子听到，告诉了姜氏，姜氏杀了此女，劝重耳快走，重耳不肯，姜氏和狐偃商量好，灌醉他然后把他送走。重耳酒醒后非常生气，要追杀狐偃。到了曹国，曹共公听说他是鸡胸，所以趁他洗澡时偷看，对他来说这是极大的侮辱。曹国的大夫僖负羁之妻说，重耳有大志，应先以礼相待，所以，使僖负羁给重耳送去一盘饭，饭中有块玉璧，重耳吃了他的饭而退回了玉璧，表示接受了恩惠。然后，他又到了宋国，宋襄公给他八十匹马。到了郑国，郑文公也没有对他以礼相待。到了楚国，楚成王设酒宴款待他，问他：“如果你回到晋国，用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说：“男女奴仆和玉帛您已经有了，鸟羽、皮毛、象牙、皮革也是您这里出产的，晋国那些东西，都是您所用剩下的，我怎么报答您呢？”楚成王一定要他回答，他才说：“如果托您的福，真回到晋国，将来晋楚交战，晋军会退避三舍（九十里），再不行的话，只好动手了。”此时有人劝成王杀掉他，成王没有听从，因为他认为重耳的回答比较得体而且合乎礼仪。于是楚成王按照礼节把他送到了秦国。到了秦国，秦穆公送了五个女子给重耳，其中包括曾经嫁给过晋怀公的怀嬴在内。怀嬴捧着水盆伺候重耳洗手，他洗后未擦手而是挥手甩干，怀嬴以为是一种侮辱，生气地说：秦晋两国地位平等，为什么这样看不起我？重耳急忙脱了上衣并自囚以谢罪。可见此时他能忍辱负重了，成熟了。秦穆公对他非常看重。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派人把重耳送回晋国。当初在蒲城追杀重耳的寺人披要求进见，重耳因为他当时执行献公命令太积极而不见。寺人披说：“国君应当宽容，做臣子的无论给哪个君王做事，都应尽心尽力。当初我为献公做事如此，现在为你做事还是会如此，如果你不能宽容，就是不懂为君之道，那我就会自己走，并且还会有很多人出走。”重耳听到之后，接受了他的意见。在秦穆公的帮助下，他做了晋国的国君，既晋文公。《左传》就是这样在断断续续的文字记载中，有条不紊而且意脉贯通地记述了重耳从落难到流亡而终成国君的过程，同时也写出了他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