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秋》开创了借史寓意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就是在看似平常的记事之中加入深刻的褒贬劝惩之意，就《春秋》来说，它看似平白的历史著作，其目的却不是为了客观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况，而是借此表达编者的主观意图，这种主观意图被人称为“微言大义”。所以，其记事极为简略，遣辞造句十分审慎，往往一字之中含有褒贬之意。如《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按《公羊传》之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谷粱传》说：“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蔚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两传皆字字分析以揭示其“微言大义”，《左传》更是以详尽的事实反映郑伯与段之间的是非。仅仅六字的记载，含有如此复杂的含义，确实是语约而义丰，足见其简约审慎之极。另外，我们从这寥寥数字的记载，再结合《左传》的详细描述，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其中所包含的许多思想内涵。如《春秋》称“郑伯”，而《左传》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称之为“郑庄公”，可见孔子不满于当时诸侯王随意提高自己的爵位的越礼行为，反映出各尽其职、各守本分的思想要求；“郑伯”与“段”，反映出来的是，他们一个是国君，一个是臣子，一个是兄，一个是弟，但是，他们却虽有君臣之名而无君臣之实，虽似兄弟而无兄弟之情；如此等等，可以令人产生许多感慨！《春秋》不是为了记史，不是简单的评史，其最重要的是借史以寓其所创之新王新法，孔子把记史、评史、借史三者统一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春秋笔法”。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春秋笔法”极为深隐犀利，难以索解，但它极大地增加了文字的信息含量，给人留下了非常广阔的思维空间；孔子选择这种表达方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结合起来了。从史学的角度看，这里所记的史事不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真实，而且具有了编者的评判。当然，如果我们按照今天的“科学的”历史概念来说，这样的记史方法是不“科学”的，但这并不能说是不好的，因为任何一种记史方法都有利有蔽。 

2.“简而有法”的叙事特点

《春秋》叙事的简洁固然是其一大特点，如刘知几所说：“《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史通·叙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在叙事方面有其独有的方法，前人称为“书法”。其“书法”非常复杂而深隐，我们无法一一条列，在此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春秋》记事时，就是在力求最简洁的基本构想之中，还是体现出有繁有简的选择。如《公羊传·哀公三年》云：“《春秋》见者不复见。”这是极力求简的体现。《襄公十二年》记载：“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这个楚宫是鲁襄公出访楚国时看到楚国宫室相当华美而有南国情调，回国后仿造的。“作楚宫”是鲁国的一件新鲜事，《鲁春秋》应该记的，但《春秋》却不记载此事，只在此处提到“楚宫”一次。何休《公羊解诂》说：“作不书者，见者不复见。”这样，编者的主观目的已经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就不必把事情的原委彻底交待清楚，避免了重复。《哀公十二年》记载：“夏五月甲辰，孟子卒。”这里所说的孟子指鲁昭公之夫人，娶自吴国，吴与鲁皆姬姓，娶同姓是非礼的，因此，《礼记·坊记》说：“《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这里说明了两件事，一件是不称夫人之姓而称其国号，即称“吴孟子”而不称“孟姬”，一件是记其死则又去掉“吴”字，可见孔子删去了昭公娶孟姬之事。有时，编者却不避其繁，如《桓公三年》记载：“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秋七月，……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会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这里说的是鲁桓公娶文姜的事。据《左传》说是桓公无媒而聘文姜，这在古代是非礼之事。《春秋》据实而书，讥贬之意自见。接着，派遣公子翚去迎娶新娘，这也是不合礼仪的，因为按要求是桓公亲自去迎娶的。到九月，齐僖公亲自送文姜到讙地，鲁桓公在讙地会见了齐僖公，夫人文姜从齐国来到了鲁国。这里，齐僖公把女儿送到自己的国境外，也是不合理法的。对此事的记载相对而言，可以说是不厌其烦了。何以如此呢？从后来的记载来看，文姜出嫁后，与桓公之兄齐襄公私通，害死桓公，并继续私通，回头再看齐僖公急于嫁女而甘冒非礼之讥，原来是有“女大不中留”之隐衷。
又如，《春秋》有“实与文不与”之书法，即文字上不记载而通过这种不记载的方式强调其实际性的作为，或者说是通过实际的事情来表述其事而不记载出来。《文公二年》记载：“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此条一不书何人与处父盟，二不书盟之地，三不书处父之氏。如直书则应是“鲁文公及晋阳处父盟于晋”。不书鲁文公是为之讳，讳其盟不合礼，按《春秋》大义，大夫不与君相对，鲁公降尊与晋大夫盟，是鲁之辱，讳之正是讥鲁公。大夫应当朝君王，而鲁公到晋与大夫盟，亦不合礼，所以不书地名。处父本是晋之大夫，但其地位实不似大夫而似其君，所以不书其氏以贬之。综合此三条，可以看到，若直书则无褒贬，文公之过不彰，处父之罪不著。又《桓公五年》记载：“大雩。”这是说因为大旱而举行求雨祭祀，但不书旱而书“大雩”，因为说“大雩”则大旱之意已在其中，而说大旱则无求雨之意。记载此事是为了记其灾难。为何记灾难？何休曰：“旱者，政教不施之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