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看到，前文提到的五中老师的博客，对当天的红裙子事件仍耿耿于怀，针对自己的“愚蠢”明贬暗褒，洋洋自得，遂留言驳之、灭之。对丫的理解，我不抱希望。

    此文里，我实在看不出您觉得自己“又笨又蠢”，而恰恰相反。其实大可不必使用春秋笔法，言之有物胜过抒发感情。
    对于那天的不快，相信你我一时都颇难平复。尽管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相信有些道理还是显而易见的。
    此事发生之前，我对五中的印象真的很好，真的很想从中牵线为这个灾区的幸存者做些实事。这个临危不惧在废墟中挖出十几个同学的坚强女孩，真的令人感动。同样，五中作为百年老校能及时展开怀抱，我们也很感动。尤其是校长书记们反复斟酌，最终选择让她进入您的班级，因为您的文学水平很高，这对喜欢写点东西的袁露无疑有很大帮助。没见到您之前，我已经开始感激您了。
    从您的叙述中，我感到您的“激动和重视”更多的是在考虑自己，试图从袁露的身上见证那场刚刚发生的灾难，并以此宣泄您对受难同胞的哀悼。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她能否承受得住——她能否代表灾区面对我们？
    还没看到孩子，您已经平生出许多怨气来。您看到报纸上的照片里孩子没有“过分悲痛”——那是孩子回到太原一天后搂着母亲的脖子表达出的依恋之情，那一瞬间确实没有“过分悲痛”；老师们小声议论“她妈的衣服很高档”——袁露和她母亲当时都是穿着睡衣，我不确定是否“高档”，她的母亲只是个摆摊卖鞋的；至于为何“该死的记者”没有交代孩子父亲的情况，那是因为母女俩始终搪塞，我猜测可能离异，因涉及个人隐私，又与报道关联不大，故未曾提及；脚伤毋庸置疑，第一次来时她是一瘸一拐的，至于那些别人私底下议论的“眉飞色舞”和“兴致勃勃”我没有看到，也无法想象袁露可以和校长就什么话题聊出这种情绪。微笑，恐怕不等于嘻嘻哈哈。
    我看到的是，袁露确实没有过度悲伤，她给人坚强的印象，甚至有时向我们微笑着讲述灾难。她的母亲告诉我，孩子晚上总是睡不着，脑中一幕幕浮过死尸成堆的景象，甚至吃饭时还在感叹：不知灾区的同学们能不能吃上这样的饭？与央视上那些感人的镜头一样，孩子有时是我们的老师——刚被救出的小郎铮甚至能在担架上给解放军敬礼！
    您推门进来的那一刻，我感到了扑面的敌意。在打量了我们几个陌生人一通后，您压低声音问我们“干啥的”，并加了一句当时不明就里的话——你们报纸上写的稿子经过审核了吗？
    这是我们最初的印象，在挨个回答了您的提问后，我预感到接下来的气氛会变。
    “你就穿个红衣服？你对得起灾区的5万遇难同胞吗？如果没有衣服同学们可以给你捐！”您突如其来的大声呵斥令我意外，我只说出了能想到的几个字：“内容大于形式。”小姑娘一声不吭。“她昨天是不是来过？昨天就有老师反应她穿个红衣服！”“她是小孩子可能不懂，你是大人报社的也不知道？”全班同学就这样看着，我能想象到此时站在台上的袁露是怎样的心情，几分钟前她还在弯腰感谢落泪。
    二次进来时，您与袁露发生了口角，并质疑她“站在讲台上……”我很想说些什么，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最终不欢而散，同学们一声叹息。
    “红衣服”是您反复强调的，这与您理解的灾难和哀悼等概念极不协调。对死者和生命的尊重不容亵渎，即使是形式上的，我完全赞同。当然我也认为，抛去对颜色理解的不同，哀悼日穿什么衣服远不如国难日做什么事重要。
    以死去的几万同胞做前缀而质问一个灾民的良心，相信换作你我也无法承受。在教室里当着几十个同学的面大声呵斥一个刚死里逃生又解救数人的孩子，我实在无法苟同您的教育理念，您是获得过全国劳模的五中老师啊，换一种教育方式可以吗？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什么都是可以让别人捐的吗？如果您缺钱，是不是可以号召大家给您捐点？
    我猜测，您是一直以才子个性自居而被环境宠坏了，甚至以此洋洋自得以此为荣。尽管您是一个老师，但恐怕任何人都不应该有如此指责他人的道德优越感。
    “红裙子哭了”，您不知因为什么，相信您的学生知道。
    我们尊重生命，也包括那些活着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