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是历史授予黄山的勋章。历史上，黄山(徽州)英才辈出，代不乏人，诞生过李廷、朱熹、毕升、胡开文、王茂荫、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仅歙县一地，明清两代就有542个进士，1531个举人，“父子尚书”、“同胞翰林”流誉乡里，“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成为美谈；尤其是在这程朱理学的故乡，妇女受封建的“节烈”观念残害至深，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里出现过一大批象《儒林外史》中王三姑娘那样“自愿”殉夫的节妇烈女。旧时代为旌表这些“忠孝节义”的“优秀”人物，黄山市各地都建有大量的牌坊。这些历史的陈迹虽屡遭破坏、至今仍有100多座完好地保存着。棠樾牌坊群就是其中的代表。
　　追溯一下歙县的历史，正如《安徽通志》记载的，歙县“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往往仰给四方”，这是历史上形成徽商的原因。明清时期，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他们在挥霍享乐之余,“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并在一定程度上资助亲友，养老恤贫，以及从事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棠樾牌坊群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棠樾村明清时外出行商的人颇多，有的成为世袭的官商门第，“上交天子”，“藏镪百万”。他们出巨资在棠樾故里，修造了一系列以巩固宗法制度为目的的建筑物，牌坊群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棠樾牌坊群共有7座牌坊依次排列，明代3座，清代4座，勾勒出封建社会“忠孝节义”伦理道理的概貌。

　　　　　　
　　第一座麻石牌坊为鲍灿孝行坊，坊阔9.54米，进深3.54米，高8.86米，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距今已有470余年，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重修过。牌坊四柱落墩，古朴雄伟，在挑檐下的“龙凤板”上，“圣旨”两字镶在其中，横梁正反各有浮雕雄狮一对，英武异常；额题“旌表孝行赠兵部右侍郎鲍灿”。其实这个被皇帝表彰的鲍灿，一生并未做过官，据《歙县志》记载：鲍灿读书通达，不求仕进。其母两脚病疽，延医多年无效。鲍灿事母，持续吮吸老母双脚血脓，终至痊愈。他的孝行感动了乡里，经请旨建造此坊。又因为他教育子孙有方，其孙鲍象贤在捍卫明室江山的战斗中屡建奇功，被皇帝“荣封三代”，并特地为其祖父立坊。由于鲍灿之孙鲍象贤是工部尚书，所以皇帝赠鲍灿“兵部右侍郎衔”。

　　　　　　 
　　第二座是“慈孝里”牌坊，建于明初，弘治十四年(1501)、乾隆十四年（1749年）重修。“慈孝里”坊乃明永乐皇帝亲批御制，横匾上镌刻“御制慈孝里”几个大字，为皇帝表彰宋末元初鲍宗岩、鲍寿孙父子而建，其政治待遇之高可见一斑。据《宋史·孝义传》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达率部叛乱，烧杀掳掠。棠樾鲍氏父子被乱军所获，并威胁要杀死父子中一个，鲍寿逊急向前，以代父死，而父亲鲍宗岩则要求用自己的头颅，换回儿子的生命。父子两人在生死面前，父慈子孝，感天动地，连乱军也不忍下刀。后来朝廷为了旌表他们，赐建此坊。牌坊上还铭刻了明永乐皇帝朱棣的《慈孝诗》曰：“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鲍家父母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明成祖立诗碑，追表所居里——棠樾为“慈孝里”。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到这个事后，欣然写下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并拨银将“慈孝里”牌坊重新修缮，又刻御题对联于其上。一座牌坊被几朝皇帝加封，这在我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第三座是一座旌表鲍文龄妻子汪氏的贞操守节“贞节”坊，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额刻“矢贞全孝”、“立节完孤”。据县志记载，汪氏为棠樾人，25岁守寡后，“立节完孤”，把儿子培养成歙县的名医，直到45岁病逝。寡妇守节，培养后嗣，被宗法社会认为是最大的孝行，因为宗族是依靠血统来维系的。所以在汪氏80岁高龄时，族人为她请旌，建起了这座宛如其化身的牌坊。 

　　　　　　 
　　第四座的“乐善好施”牌坊，是鲍漱芳父子义行坊，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据传，棠樾鲍氏家族当时已有“忠”、“孝”、“节”牌坊，独缺“义”字坊，其村鲍氏世家至鲍漱芳时，官至两淮盐运使司，掌握江南盐业命脉。他欲求皇帝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便捐粮十万担，捐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并出资修复建造邑城和乡里之书院、祠堂、牌坊、桥梁、道路、水利设施以及举办义田、义学等，此举获得朝廷恩准。于是，在棠樾村头又多了一座“好善乐施”的义字牌坊。在歙县众多的牌坊之中，这种“以商入仕，以仕保商”，政治与经济互为融贯的密切关系屡屡可见。

　　　　　　
　　第五座“节劲三冬”牌坊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因旌表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劲三冬”、“脉存一线”而建。据县志记载：吴氏，嘉定人，25岁嫁入棠樾，时小姑生病，她昼夜护理。29岁时丈夫去世，她立节守志，对前室的孤子元标视如亲生，尽心抚养，直至其成家立业。鲍元标也不负母恩，终于成为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年老之后，吴氏又倾其家产，为亡夫修了九世以下的祖墓，安葬好丈夫和祖族中没有钱安葬的人。“厚葬”也是对祖宗的孝顺，当然也值得颂扬。吴氏还尽心侍奉患病的婆婆到寿终。她在60岁时辞世。吴氏的举动感动了地的官员，遂打破“孔孟之道”继妻不准立坊的常规，破例为她建造了一座规模与其他相等的牌坊。尽管得此厚爱，但在牌坊额上“节劲三冬”的“节”字上，还是留下了伏笔——把节字的草头与下面的“卩”错位雕刻其上，以示继室与原配在地位上是永远不能平等的。

　　　　　　
　　第六座是鲍逢昌孝子坊，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为旌表孝子鲍逢昌而建。据记载，逢昌的父亲在明末离乱时外出多年，杳无音信。清顺治三年（1646年），才14岁的逢昌便沿路乞讨，千里寻父，最后终于在甘肃的雁门古寺找到了生病的父亲。他为父亲的背疽吮脓疗疮，并扶持父亲回到家中。一进家门，又见母亲病危在床，需要浙江富春山的真乳香医治，他立刻千里迢迢奔赴桐庐，冒生命危险，在悬崖绝壁采集草药，并割股为药引，终于治好了母亲的病。族人便说这是他“孝愈其亲”，他也赢得了“天鉴精诚”、“人钦真孝”的美誉。

　　　　　　
　　第七座是鲍象贤尚书坊，初建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重修，牌坊上刻有“赠工部尚书鲍象贤”八个大字，是一座旌表鲍象贤的“忠字坊”。据县志记载：鲍象贤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初授御史，后任兵部右侍郎。他曾经远赴云南边防，使边境得以安定，当地百姓还为他建了生祠以示感恩。由于秉性亢直，卑视权贵，鲍象贤多次遭到奸臣的中伤，政治生涯几起几落。但他一直抱持“官不择位”的思想，廉智自持，不计个人毁誉得失，一如既往地效忠社稷，在死后才被追赠加封为工部尚书。因其在云南平定叛乱，两广击退倭寇立大功，所以牌坊两侧，分别刻有“命涣丝纶”、“官联台斗”，这是皇族赐予的极高荣誉。
　　棠樾牌坊群雄伟壮观，全国罕见，无论从前还是从后看，都以“忠、孝、节、义”为顺序，每一座牌坊都有一个情感交织的动人故事，它们集中体现了徽州文化“义”、“利”兼得，“儒”、“商”合一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