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八风集>之意义

文/王泽生

锡东刀客，本名周晓名，界内网中，大家都习惯尊称其为“刀”，其文确“刀笔”也，其人确非“刀”也，其儒将之秉性，似乎源于温州人海洋性文化的缘故，海洋性文化曾使温州人的足迹遍布海内，然则刀之文笔之厉害，在于文言辞赋，或曰其更侧重骈文辞赋，我曾称其赋为“骈文赋派”，而谓之以派字，其实也是从其文风与技巧着手，因其自成一家之故。刀之文章，与西蜀赋家魏明伦，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对现代语言创造进古典文学的形式，进而内容之，确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事实总归事实，我想：今天下这样的评价不为过分。由此，可得出——《八风集》是新赋文学的典范。因为，继骚体赋、汉赋、小赋、杂赋、骈赋、律赋、散文赋之后，在“辞赋百年大裂谷”之后，王泽生历史上第一次把现代辞赋的理论统称——称谓定义为“新赋”。有了新赋，就有了新赋文学；而08年8月奥运会期间，王泽生、蒋红岩在北京成功地会晤了中国新赋先驱——张心豪教授，王张蒋，达成新赋共识。王泽生，深刻地提出现代辞赋的繁盛，其理论本质属于新赋崛起，那么，当下的辞赋运动，必然是“新赋文学运动”。新赋文学运动，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了，必然有其辞赋原创的物证存在，即新赋创作实践的客观存在，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从哲学上物质运动的角度，周晓明先生的辞赋创造，当归类为作家思维运动的产物。因此，周晓明同志，定然是辞赋革新派作家，他的辞赋文学实践，是新赋文学运动的产物，他的《八风集》也就是“中华辞赋革新运动”的杰出成就。此结论，毋庸置疑。否则，任何违心的言论，是在否定刀的辞赋成就，那是“耶鲁学派”（就是反对派的论点缺乏论据，形成黑手党式的言论空壳）。自从07年5月4日以来，王泽生、蒋红岩、陈瑞萍、刘志强，全力倡导“中华诗赋骈文革新运动”——简称为“中华辞赋革新运动”（辞赋革新，在百度等各大搜索引擎均可搜到）。对学术当事实求是，透漏一点旧事——有些人曾不支持辞赋革新，曰“赋闹”。但，历史最终证明了王泽生同志的创立的“辞赋汉学、新古文学科、国学创新理论”等学术的正确性，而且比当形成一个学科体系。而王蒋张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会晤，文学博士唐晓敏先生，高度认同王泽生的提议——编纂新赋文学教科书。任何学术的创建，都离不开其物质基础，尤其是辞赋文学理论体系的创构，更要有其大量辞赋作品材料的问世。恰恰，在中国社会正在全面进入到网络社会以后，辞赋文化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而得到社会现实需求而加快了复兴活的速度，这种复活是辞赋初步复兴的雏形。这样，原创与学术，于辞赋来说是很不确定的——辞赋功利主义色彩相当严重。刀的辞赋与其他人一样，有些篇目尾随征文而写作，有些篇目纯粹是“赞赏”某一事物，有些篇目则适应市场化而作，有的乃为文朋唱和。这种写作定势，大大削弱了辞赋作家的潜能与潜在的创造力。此为当代经济社会里城市或景点征集辞赋而带来的通病，导致出现的写手“审美畸形”，导致辞赋从纯文学里剥离出来，而成为所谓的“文化新闻”、“商业广告”、“官场应用文”、“城市名片”。这实在不是不值得忧患，因此我本人自封的“辞赋改革家”，被这样的忧患意识所困扰。所以，从这个角度放眼开去，《八风集》也没能彻底摆脱这样的倾向性。所谓的盛世必出大赋，大赋必服务于盛事，这个提法笔者不敢苟同。虽说文以载道，但真正的好赋，是什么呢？就是苏东坡的《赤壁二赋》那样一扫汉大赋的堆砌与浮华，而以行云流水，言之有物。新疆王宇斌出版的《天池赋》，雕刻堆积就明显。至于其他各家辞赋很难达到天山客的辞赋艺术成就。也就是说，当代辞赋文学高手，都在业余利用其社会关系，经营商业色彩的辞赋通道，写出来的辞赋怎么能够是辞赋文学的辞赋呢？辞赋成了应用文，值得悲哀。呜呼也！呜呼！记得我去年提出辞赋革新的时候，福建才女寒池青莲说：“好赋就值得弘扬！”那么什么是好赋呢？难道就是语言华美么？辞藻飞扬么？典故堆砌么？反复地进行语汇滚动开发么？以至于形成懒婆娘的裹脚么？或认为某某人写赋晦涩，某某人的赋打油，某某人的赋文白夹杂...我认为都没有点中当代辞赋创作的穴位。辞赋革新的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应当是主题，即立意。一味地夸大其词，脱离实事求是，空洞夸大事物本来面目，缺乏细节刻画，正是新赋的最大弊端。作者只能写“大”，而忽视掉“小”，恰恰不能够“以小见大”，就把辞赋写得脱离了生活，没有了赋的“味道”。如果仔细读读江南沈不臣与陕西姚平两位老先生的辞赋，他们驾驭语言的功底值得学习提倡。潘站所罗列的那些所谓的辞赋大家，我认为未见得都是什么“大家”，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群众的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假设从辞赋语言流畅的角度来衡量，周先生的《八风集》，当为当代辞赋的精品。这点，从其未收录进该书的《气赋》《醉赋》就可看出来。而这两篇好赋却没有编录进《八风集》。笔者可以认定：刀客先生的辞赋很值得一读，因为其辞赋从某种角度上说，对事物的结构搭构得很合理，读来能够感觉到那种“建筑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