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山是座穷山，大而老实。大气都不敢出似的蹲在皖中一隅，安静得像没有一样。这座山里的人，有点像山上的树叶，生长一季，又悄然零落，一个带响的都没有。因为穷，许多事就顾不上了。羊山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学念书的好命。
     在羊山，管教书匠叫老师大约是5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羊山人一直称教书匠为先生。
     羊山的先生其实只有一个，大号叫麻先生。
     麻先生在羊山开城桥开馆已经二十来年了。
     开城桥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不全是山乡，也不全是水乡。山在这个地方是不缺的，西北方向耸着、俯着、卧着、蹲着的全是青山。水则割据东南。很长的一条河，弯到这里竟开阔了一点湖的襟怀。水没有什么波澜。洲、渚、青蘋、白苇、红菱、翠鸟、苍烟夕照都画在湖上。湖像一面镜子。从水路行舟，到县城是七十里；从山路越羊山到县城是九十里。山水都没有为乡民们疏通出一点便利。外面的世界要渗进这片湖光山色，很难。
     麻先生学馆里有三四十个学生。羊山将念书不称为上学，叫“喝墨水”。开城桥是出百工的地方，竹匠，木匠，织席，弹棉花，劁工……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念书喝墨水，只有麻先生。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套用这句俗语，来形容麻先生在羊山人心里的地位，非常恰当。谁家想让孩子识字，就送到麻先生馆里喝点墨水。
     五十年代的某个秋天，父亲挑着一担谷子牵着我向麻先生的学馆里走来。五里路，翻山坡拐湖畔，脚步声时而惊动两只水鸟射进秋天的阳光。父亲走得沉重，急迫。那担谷子是我的学费。
     我一直没敢奢望父亲会舍得每年花一担新谷供我念书。念书应该是阿虫的事才对。阿虫是大队童会计的儿子。他是独子，家境也宽裕。他的两条绿鼻涕特别引人注目，不分季节地拖在鼻子底下，拧不干净也吸不进去，活像两条青虫——我们就都叫他阿虫。
     入秋傍晚，阿虫的爸爸送来一张通知书。父亲刚从地里回来，在裤腿上擦擦满手的汗泥，才接过纸片，翻来倒去折腾了几下对着有字的一面问，这是叫我做什么？
     童会计一边拍耳后边的花蚊子，一边抬起和脖子平铺直叙打成一片的胖脸，说，好事，通知你家碎米上学念书。
     念书，是有这个打算的……父亲谦恭地说，只是收成不太好，谷子少了怕对不起先生……
     今年不收谷子了，要钱，四块。童会计说。怕父亲不明白，又补充了那张纸片的内容：区里下的通知，羊山今年自办小学，正规学堂。上面还派了一个喝过洋墨水的老师来教书。我家虫子上的就是他的学。不过，入学的少了些，你家碎米也去凑个数。
     父亲的脸无声地黑了。
     报不报名随你，反正我通知到了。童会计懒得再费口舌，走了。
     估摸会计走远了，父亲一清嗓子，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
     第二天中午，父亲从村外回来。母亲往桌上端饭，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骂骂咧咧：“我还说来了什么好先生，一个偏分头！才二十几岁……哼！字写得跟野鸡扒雪一个样，算盘不会打，懒驴拉磨！长得倒白白净净的！他能教好学生？还喝过洋墨水！你供得起你家虫子，我可不敢糟踏我家的谷子……”
     开城桥衡量先生有没有本事是两条标准，一是毛笔字，一是打算盘。像麻先生能把算盘扒得落子如飞，能用毛笔或楷或隶写墨花射日的春联，就凭这两样，通向麻先生的学馆路，多年来总会被许多虔敬的脚磨得格外平坦。
     现在这条路被打进一个锲子：大队新办的小学就拦在途中。新学堂是刚完工的两间青砖瓦房，在开城桥的土屋茅舍之间，鹤立出一种新气象。新学堂和麻先生的老式学馆隔得不远，中间横着一条旱沟，半丈深，有些像地面裂开的一张干渴的嘴。沟上简单地搭一根独木桥。这道桥牵着两所新旧学堂营造出一处别扭的风景，仿佛一个老妇挽着一个青年。
     父亲牵着我走过新学堂。
     一位白皙单薄，梳着偏分头的年轻先生迎出来。
     来报名啦？欢迎！
     不，我们去那边，麻先生的学堂！
     父亲的语气抵制不住地骄傲，同时故意响亮地把谷子换到左肩。偏分头先生脸红了，有点失望，有点讷讷，有点感伤地让在路旁。父亲牵着我昂头从独木桥上走过去。
     麻先生的学馆到了。
    
     这三间学馆！
     依山傍水，沾着湖光又靠山色。三间房，清一色的杉木板壁。屋顶一半黑瓦一半茅草。门前几株大桃树，花谢了，很青很秀的叶。山芭蕉红得毫不羞涩，燃着秋的热烈。门正对着湖畔，沿湖历历垂着古柳。屋后向阳处安排一处好大的药圃，姹紫嫣红，四季都润着颜色。同样是竹篱茅舍，这几间学馆收拾得很清爽，很见气度。迎门上挂着一块陈旧的匾，上题麻先生手书“开蒙馆”三个大字。
     父亲和我虔诚地候在开蒙馆前。麻先生看见了，沉静地向父亲点点头，示意稍候，仍旧对馆内几十个指头一样长长短短的孩子讲课。学馆里安静得很，除了先生讲课，就是学生们此起彼伏的吸鼻涕声。
     片刻后，麻先生合上书迎出来。身后沸腾起琅琅读书声。
     麻先生是和父亲年岁相仿的中年人。青衣布鞋，瘦瘦净净，不同于山民们树桩般的敦实毛糙，有点像棵修竹。一张麻脸如鸟蛋的壳儿。
    
     几天后，我用母亲给我准备的蓝布裹着一本书两支笔，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课。
     我被安排在开蒙馆的壹组。开蒙馆里的规矩，学生上课是按年龄大小及入学先后坐成四排的。从小到大，由壹到肆，每组如同一个年级。麻先生讲课，从壹组开始，讲一阵子，布置作业；再给贰组讲，布置作业，；然后叁组。肆组。新生入学，讲课就要多一道仪式：取学名。羊山的孩子，大多只有很贱的小名，如腊狗、癞子、阿虫之类。至于大名，因为在田间地头没有使用的价值，能省就省了。到开蒙馆喝上墨水，名字是首先要脱胎换骨的，须由家长请麻先生取一个学名。
     入学第一天，麻先生庄重地在我练字的石板上写了三个字，让我捧起石板，然后领着我们一字一顿地读：林——文——伟。读了三遍，鼓掌，仪式结束。先生俯下身温言对我说，林文伟，这就是你的学名了。我，还有每个经过取名仪式的同窗，大半是不知道先生蕴在学名里的意义的，只是很买力地读，卖力地鼓掌。觉得这一天在人生中是特别的鲜亮——文化对于一个山里孩子的滋润，就从生命拥有了一个尊严的代号开始了。
     接着上课。
     肆组站起一个高我一头的学生，将一把精致光润的胡琴捧给先生，他的神情举止很接近先生的庄重。麻先生架好胡琴，闭目凝神，手极轻快地一抖，圆熟地旋律顿时从琴弦泻了出来。曲调似初发源于幽谷的寒泉，叮咚着，呜咽着，在小溪里啭。渐渐地，曲调淌开了，流进了湖。湖光如镜。凄切缓缓刮过来，掀起一片微澜。湖上笼了烟愁的水雾。天青，云黯。鹭贴着苇丛飞，哀哀呼着失群的伴侣……声调忽见清越，一只小舟箭一样地冲破烟水，秋风乍起，湖面回荡起潮音，岸上只有柳在舞着，但潮音分明和上了阵阵松涛，鸣着，啸着……终于浪涛从最高处跌下来，滑下去。琴音细若游丝……
     ……我们怔怔着无声地听……
     乐曲归于寂然。每个人都忍不住觑了一眼窗外的湖。秋水长天，并没有波澜。
     麻先生收起胡琴说，听上一曲，清神爽气，功课也容易学。现在，讲课。
     ……
     下课后，那个捧胡琴的学生捣捣我的腰。在一群指头般长长短短的学生中，他像大拇指一样醒目。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我非常佩服他捧琴透出的那股子庄重，赶紧答：碎米。
     不，学名。他不满意地说。
     我想了想说，刚才先生不是念过吗？
     忘了，他说。
     我也忘了。我挠挠脑袋。
     他笑了起来。我见他高兴，忙问，你叫什么名字？
     熊富贵，这个名字比你的好记，他轻快地用中指揩了一下鼻头。肆组的学生，鼻子底下已经修练得很干净了，但习惯动作还是改不了，得意的时候大约就用这个来表达。
     我们算是熟了。又接着问他，麻先生拉的那个是什么？
     胡琴呗！
     不，我是问拉的什么曲子。
     噢，那是曲子，《风入松》！熊富贵一昂头，又拭了一下鼻子。
     很多年后，我离开了开城桥。在很多场合听过很多乐器演奏的音乐，再也没有听过二胡独奏的《风入松》。但只要耳边流淌起音乐，我眼前总是恍惚出故乡的秋水长天。一段曲子，为一个孩子懵懂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很美的窗。
    
     念书的日子过得比较规矩了。每天清晨，我们几十个开蒙馆的学生一列走在山路上，有点浩浩荡荡的。
     阿虫和十来个新学堂的学生，挨挨擦擦想挤进我们的堆里凑热闹。他们背着书包，不容易混进来。我们是用蓝布包把书包得方方正正的挟着走，没人理睬他们。阿虫挨到我身边，“碎米，咱们一起走吧。”他没念书前的那种骄横完全没有了，口气甚至有点讨好。
     我心头升起做麻先生学生的骄傲。大咧咧问他，你们先生会拉胡琴吗？
     “这可不太清楚，”阿虫回答得躲躲闪闪。片刻后，他挺起胸宣布：“我们老师会吹口琴，课后吹。”
     口琴？口琴是什么玩意？挟蓝布包的都注意了。
     喏……是这个样子……阿虫认真地模仿 ——“在嘴边吹，像啃玉米棒子。”
     啃玉米棒子！我们怔了怔，齐声笑了起来。
     已经到新学堂了。阿虫他们狼狈地溜进去。偏分头惊疑地探头张望，我们仍是毫不掩饰地哄笑着，走过独木桥。
     叮当当，开蒙馆的铜铃清脆地响。朝读了，要快些走。
     ……
     朝读之后，讲课。
     麻先生讲课，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教学生把三样文具摆弄熟：一是算盘；一是毛笔和练字的石板；再就是——书。说起来简单，教起来学问可不少。
     先说读书。
     开蒙馆是没有正规学校里念的语数课本的。羊山人送小孩喝墨水只为识字算帐。考学脱农皮那是80年代才在羊山流行的观念。开蒙馆的学生喝墨水大多不会超过四年。在乡民看来四年喝的墨水足够平头百姓挥霍一生了：会记帐算帐，家里出了多少工该折多少粮，心里都有个算计，免得秋收结帐时赌咒骂娘；另外，会看书写信，会用毛笔写春联（这里睁眼瞎的人家过年，写春联不用笔，用粗瓷碗沾墨在红纸上盖十来个黑圈儿，那可以代替字。你愿意把黑圈儿怎么念就怎么念）——父母对孩子的最高期望不会超过这个限度。
     麻先生教书从《百家姓》起头，依次是《幼学琼林》、《千家诗》、《诗经》、《史记》……每天教的篇目要求我们倒背如流——要如流，可得读哑好些嗓子。
     再就是扒算盘。
     扒扒算盘，你以为容易呀？哼！不练个三冬三夏，手指头长不出神通！都说，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县商会聘大会计师，邀一县算盘好手同台献技，没赛出半点精彩。还是请出了麻先生，两把算盘，左右开弓，两旁报数的人口不歇气，竟一连累倒四副伶牙俐齿。围观上千人寂然无声，只听先生扒子声如惊风急雨，蓦地，风雨齐收。所算数目不差分毫！县商会准备礼聘先生，先生却借《卖油翁》的句子作答谢：无它，唯手熟尔。随即飘然回乡。
     算盘打出这种神通，实在让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每天下午练算盘，扒得格外虔诚。我们的算盘，都是麻先生自制的，槟榔木框，冰石串子，扒起来如叩玉石……三下五去二，八退二进一……乒乒格格，大珠小珠落玉盘……
     还有，练字。
     开城桥缺少纸墨。我们是用毛笔蘸水在石板上练字的。壹组学描红，别的组，或颜或柳。笔力好的，也摹魏碑。熊富贵的字很得麻先生的真传，这两年，麻先生专让他研习旧版字帖，如柳公权的《神策军碑》，冯承素仿的《兰亭集序》等等。调皮的学生，练楷隶不行，就刮百草霜（锅底灰）研墨，在学馆外的大芭蕉叶上学张旭划狂草，信手乱涂，一眼望去，依红偎翠中跳动着童心的墨色。
     除此之外，先生还开一点副课，学药理。开蒙馆的药圃栽着很多中药，如天麻、丹参、菟丝子、何首乌、柴胡、白扁豆……麻先生闲时常翻翻《千金方》、《本草纲目》，懂一点医术。乡民生病，是上不起县医院的，就找麻先生诊一诊，讨几味中药——先生不收费。后来，先生索性也教我们尝草采药，背背《汤头歌诀》。于是乎，在羊山家长每逢头疼脑热，学生是可以大模大样地给父母号脉的，随口就背，吃一剂龙胆草吧，或是煎一副柴胡汤。大多能见效。也有的背错了药方，害得父母连喘带吐，折腾两天。就算如此，也不用担心挨打，小小年纪就能识字背药方，够家长骄傲了。
    
     不过，麻先生不教我们拉二胡。
     开蒙馆只有冬子可以跟先生学拉二胡。冬子是个盲童。麻先生的学生里，他是唯一不交谷子的。冬子只有一个爷爷，他是爷爷从麦秸堆里捡回来的一个弃儿。他的爷爷是一个绝户老头，拾荒，扒粪，吃五保。冬子进开蒙馆比我早一年。听说，他初上学是爷爷接送的，一根竹棍串着这祖孙俩，经山路转湖滨，磕磕绊绊到开蒙馆，爷爷就把一个苍白单薄的像张白纸的瞎孩子交给先生。这个腰系草绳一年四季都披着油腻破棉袄的老人，老得不辨东西了，但见到麻先生总没有忘记打躬作揖，先生回回都要忙着及时阻止，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失明的娃娃，授业解惑是说不上了。不过教他一技谋生，哪里用得着谢。这们劝解了好多回，回回等于白说——冬子的爷爷是聋子。后来，先生就吩咐同村的学生承担接送冬子的任务，不必再重复传道授业解惑也。
     麻先生教冬子拉二胡，往往是在湖畔一棵古柳下，不许我们近前干扰，连师娘也不能上前。（师娘是个洁净寡言的人，不识字。先生上课她关上门做针线，制草药）我们也想学拉二胡，先生板着脸说：“学学二胡，卖艺为生，怎么可以和念书相比！”
     我们只能远远地看。
     夕阳西下。烟水苍茫。一长一短两个同样单薄的背影便向天地挥送着一段段乐曲。
     天地无语地倾听。
     乐曲是呜咽的，善良的……
     我们远远地看。远远地听。
     几十双眼，一片纯净的羡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