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母亲喊我8岁的妹妹起床，叫了好几遍，妹妹都没有动。母亲又用手晃晃，妹妹仍不吭声。母亲摸摸她的头说：“这孩子不发烧呀？”这时，母亲突然大惊失色地对我说：“你妹妹这是饿昏了，这咋弄？你大（父亲）又不在家，食堂还没打饭！”

“我下地偷瓜去！”我急中生智地说。没等母亲答应，我就背起草筐往生产队的瓜地跑去。还没到瓜地边，就从庵棚里窜出一条大黄狗狂吠着朝我奔来，看瓜的谢二跟着从瓜庵子里钻出来，大声地喝斥着：“弄啥？弄啥？大清早就想来偷瓜？”我赶紧躲到旁边的豆地里。想着家里饿昏的妹妹，心里急得像猫抓似的。正在这时候，谢大娘（谢大娘是谢二的嫂子）来了，她是来换谢二回家吃饭的。我心里一阵惊喜，如同遇到了救星。等谢二走远，我从豆地里钻出来。谢大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招手，说：“过来，过来。”我欣喜若狂地奔了过去。她捧着一个熟透了的老头乐（甜面瓜）走了过来，对我说：“趁老二不在，你赶紧挎回家吧。”

母亲打开瓜，一勺一勺地喂到妹妹嘴里，妹妹好歹还知道咽。当半块瓜喂完，妹妹慢慢睁开眼，傻乎乎地看着母亲和我。在母亲喂瓜时，我把谢大娘送瓜的情景告诉了母亲。这时候，母亲泪流满面地说：“要不是你谢大娘，你小妹的命就没有了，你可要记住谢大娘的救命之恩啊！”

谢大娘是我家的老邻居。她一辈子生了七八孩子，都因为患麻疹、天花等传染病夭折了。人缺啥就稀罕啥，所以她对别人家的孩子特别亲。我小时候常到她家玩。我一到她家，她就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左一口右一口地亲不够，拿出她家好吃的给我吃，有“大金果”、“梅豆角”、“千层糕”等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点心。有时没有糕点，她就从菜坛子里抓出咸蒜瓣、咸韭菜、咸萝卜干给我吃。回家时，常遭母亲刮鼻子，说我是个“吃嘴精”。

谢大娘年轻时又漂亮又能干。那时她家开猪案子，卖猪肉。逢集时，她像个男人似地帮助谢大伯杀猪。街邻街坊的的孩子们围着她看热闹，看她逮猪、把猪放倒、捅刀子、吹气、煺毛、开膛、翻猪肠子……孩子们围在周围，碍手碍脚，可她从来不嫌烦。她忙过一阵子，腾出空来，把手往围裙上蹭蹭，摸摸这个孩子的头，揑揑那个孩子的脸蛋，一脸的笑容。

1960年大年初一的早晨，13岁的我端着一个瓦盆到食堂打饭。饥饿已经把大伙儿折磨得三分人形，七分鬼样，排队打饭的社员像吊丧一样沉寂着。炊事员终于掀开了锅盖，一股苦涩的蒿子汤味弥漫过来，上面漂着几节胡萝卜，一粒粮食也没有。我眼巴巴地望着那几节胡萝卜。排在前面的人已经舀走了几节，还剩下一节，我暗暗祈求，盼望着那一节胡萝卜能舀到我的盆里。谁知，炊事员给我打饭时，用瓢在锅里一搅，那节胡萝卜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给我舀了一瓢清汤寡水，我的眼泪顿时涌了出来，小声嘀咕着骂了一句，但还是被他听到了。他把水瓢往锅台上一摔，抄起擀面杖就朝我打来。站在我旁边的谢大娘抢前一步，一把抓住炊事员的胳膊，擀面杖才没有落到我的头上。但那个炊事员仍然不依不饶，跑过来一脚把我打饭的瓦盆踢翻在地，盆破汤撒，全家人连一口野蒿子汤都没喝上。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谢大娘已故去多年。但她的善良，她对我的疼爱，她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来，我接触了无数的人和事，遇到了不少像谢大娘这样善良的人，他们像海上的航标灯，指明潜藏的暗礁和前进的方向，给人以温暖；他们像沙漠中的清泉，灌溉绿洲，救人饥渴。他们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但却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常常想，如果世界上没有像谢大娘这样善良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像没有绿洲和清泉的沙漠，那将是如何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