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公冶长篇》：“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论语·公冶长篇》：“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先进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论语·子张篇》：“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也，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一字子赣，卫国人，比孔子小三十一岁，是孔门早期弟子（先进）之一。子贡和子路一样，都是普通士人出身，后因投在孔子门下研修儒学而成为闻名于世的名流显士。《荀子·大略》：“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韩诗外传·卷八》：“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贡，卫之贾人也。皆学问于孔子，遂为天下显士。”

子贡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他才华出众，交游广泛，社会活动能力极强，在儒学、政事（外交）、经商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孔子对他格外赏识，不仅对他优雅的君子风度给予充分肯定，曾把他比作瑚琏之器，即为人华贵、雅致之义[]，而且对他的从政能力也表示高度认可：“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子贡性情豁达，才思敏捷，悟性很高，他思考问题总比其他弟子要更加深入。比如许多孔门弟子（颜渊、冉雍、司马牛、樊迟等）都曾向孔子“问仁”，只有子贡向孔子“问为仁”[]，“问仁”只是对仁的理解问题，而“问为仁”则是关于修仁的途经与方法问题，两者在思想境界和思维深度上是有很大差距的。再比如孔子平时从不主动与弟子谈论天或天道问题，在《论语》中，孔子与弟子谈论天或天道共有三次，即《公冶长篇》中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宪问篇》中的“知我者其天乎”和《阳货篇》中的“天何言哉”，三次谈话的对象都是子贡。可见孔子对子贡是另眼相看的，不用担心他会陷入神秘主义的陷阱。

在儒学各科的学习中，子贡学《诗》用心最专，他往往能深入浅出，触类旁通，从简单的诗句中领悟到深刻的道理，故而孔子赞许道：“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门《诗》教一科，主要是培养弟子们在各种场合精于言辞表达的应对能力和应急反应。子贡思维清晰，利口巧辞，能言善辩，因此在孔门四科十哲中名列“言语”优等。

史书中有许多关于子贡在各种外交场合运用能言善辩的特长为鲁国赢得利益的记载。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吴王夫差与鲁哀公举行鄫之盟，会盟期间，吴国向鲁国提出了强征百牢（祭祀用的牲畜）的无理要求。随后吴国太宰伯嚭派人来邀请鲁国政卿季康子会面商定征百牢之事，季康子推辞不见，委派子贡前去交涉。面对吴人的蛮横与贪婪，子贡从容应对，他把吴国的开国始祖泰伯、仲壅抬出来说事，言下之意，鲁国和吴国都是周朝王庭分封的姬姓诸侯国，所以两国理应遵从周朝礼制，如果靠武力胁迫，即使订立盟约也是无效的。吴太宰伯嚭在子贡面前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把征百牢之事暂时搁置下来[]。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吴、鲁两国国君又在橐皋举行会盟，吴国再次要求鲁国兑现“征百牢”的承诺，鲁哀公让子贡出面应对，子贡应答道：“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神明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蒙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意思就是，订立盟约必须建立在双方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如果有一方缺乏诚意，出尔反尔，武力胁迫，这样的盟约是无效的，也不会得到神明的庇佑。子贡义正词严，据理力争，吴王无言以对，最后不得不放弃强征百牢的无理要求。

子贡凭借能说会道来进行外交斡旋的最成功案列是他代表鲁国出使齐国，游说齐大夫陈桓放弃发兵攻打鲁国。陈桓是齐国陈氏第八代宗主，他想通过挑起齐、鲁两国战争来达到篡政夺权的目的。这个消息传到鲁国后，引起一片恐慌，鲁哀公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孔子也紧急召集门下弟子商议对策。子贡此时主动提出出使齐国去游说陈桓的请求，孔子觉得他才华出众，口才和风度俱佳，于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子贡赶到齐国后，立即拜见陈恒，进行游说，他从齐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出发，建议陈恒移兵攻打国力强盛的吴国，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缓解国内矛盾，进而达到陈氏在齐国一枝独大的目的。子贡接着又跑到吴、越、晋等国进行游说，他抓住各国国君既想占别人便宜、又怕自己吃亏的心理，充分发挥能言善辩的言语特长，晓之以理，诱之以利，最终成功挑起齐、吴两国的艾陵之战。

公元前484年，吴国会同鲁国攻伐齐国，一路摧城拔寨，两军决战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南），齐师大败，损失惨重，而鲁国则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司马迁对于这场外交胜利给予高度评价：“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在外交领域充分展现了才思敏捷、能言善辩的才华，为维护鲁国的尊严和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后因他在鲁国得不到重用，就到卫国做官去了。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越国派使者到鲁国来商谈鲁国侵占邾国土地之事，季康子在与越人的谈判过程中处处被动，落于下风，最终不得不屈辱地订立了平阳之盟。季康子此时不由想起了才华横溢的子贡，他懊恼地对人说：“（子贡）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先秦两汉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子贡巧言善辩的记载，子贡通常扮演的是孔门代言人的角色，他巧舌如簧，幽默风趣，总能在与人论辩中施展辩才，占尽上风。当然，子贡有时也会遇到尴尬，比如他在与隐世高人林类讨论生死乐忧等问题时被问得张口结舌[]，在与阿谷浣纱女子搭讪时接连碰了几个钉子[11]，在与海滨农夫讨要失马时又遭到对方戏弄[12]。

子贡善言，但是言多者必有失，所以当子贡向孔子请教君子之道时，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3]意思就是，说话要谨慎，不能信口开河。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邾隐公来鲁朝聘，子贡在一旁相礼。邾隐公在向鲁定公行君臣之礼时，由于他身材矮小，执玉璧的手臂不由自主地向上高举，脸也向上高仰；而鲁定公则因久病体虚，执玉璧的手臂软弱无力地向下低垂，脸也向下低俯。子贡见此情形，觉得他们这种觐见方式不符合礼制规范，显露出不吉之兆。

朝觐结束后，子贡自作聪明地对人说：“从觐见的过程来看，两位国君都有遭遇凶事的迹象：邾子执玉高举，脸向上仰，态度傲慢而失礼，显露出骄奢之气，骄奢必将引发战乱；鲁公则执玉低垂，脸向下俯，态度谦卑而违礼，显露出颓败之气，颓败必将导致疾病。通常在朝觐、祭祀、丧葬、征伐等重大仪式上可以从执礼者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中（如左右、周旋、进退、仰俯等）捕捉到一些生死存亡的隐秘信息，这就是礼仪的奥妙之处。今年正月初春，邾子按照惯例来觐见鲁公，但是宾主双方举止反常，执礼都不符合礼制规范，说明他们精神恍惚，心智迷乱，凶事已经离他们不远了。由于鲁公是主，邾子是宾，所以鲁公先遇难，邾子将紧随其后。”

当年夏五月，鲁定公病薨。孔子听说这一消息后，批评子贡道：“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14]意思就是，子贡即使察觉出两位君主有不吉之兆，也不应多言说破，因为这是违反礼制的[15]。七年之后，邾子也没有躲过子贡多言的厄运，季康子发兵讨伐邾国，鲁军破城而入，将宫室洗劫一空，邾子被虏，押回鲁国后囚禁在负瑕，小邾国遂灭。

说话如果不分场合和对象，不能把握分寸，不仅会失礼，还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子贡仗着自己熟读经书，能说会道，经常对人出言不逊，甚至恶语伤人（“方人”），孔子批评他道：“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16]意思就是，子贡自己做得都不怎么样，哪有闲工夫去讥讽别人！孔子在评论门下诸弟子时也说：“赐能辩而不能讷。”[17]他在比较同为“言语”优等的宰我与子贡时又说：“夫言贵实，使人信之，舍实何称乎？是赐之华，不若予（宰我）之实也。”[18]意思就是，简单实在的言辞更能取信于人，因此子贡华而不实的言辞不如宰我朴实无华的言辞。总体而言，孔子对于子贡的言语才能是有所取舍的，既肯定他在重大外交场合上慷慨陈词，折冲樽俎，又批评他在日常生活中卖弄聪明，哗众取宠，因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常黜其辩。”

子贡在经商方面也是极具天赋的，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9]“货殖”是利用差价来倒卖货物；“亿”同臆，即臆测市场行情。子贡利用经常出使各国的机会，四处收集各种商业信息，在曹、鲁等国之间倒卖货物，从中牟取差价。由于他总能对市场行情做出准确判断，所以每次都能大发横财，赚得钵满盆溢，“七十子之徒，赐最为益”[20]，“家累千金”[21]，后人尊他为儒商鼻祖。有一段时间，子贡为了集中精力打点生意，竟然萌生了修学的念头，虽然他找了各种理由，但是都被孔子否决了[22]。

子贡在孔门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论语》中记载他与孔子之间的对话言论多达三十余条，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子贡对于儒家学派的发展也做出巨大贡献，孔子去世后，孔门一度遭遇危机，卫公孙朝、叔孙武叔、陈子禽等人曾公开质疑或诋毁孔子[23]，子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公开为孔子辩护，维护孔子的清誉和地位，他还联合宰我、有若等人发起了造圣运动。

孔子在世时，太宰就曾向子贡打听孔子何其为圣的问题，子贡当时就语气肯定地说：“固天纵之（孔子）将圣，又多能也。”[24]他把孔子成圣与天意结合起来，从而为孔子超凡入圣找到了最具权威的理论依据。齐景公也曾问子贡道：“夫子（孔子）贤乎？”子贡明确地回答道：“夫子乃圣，岂徒贤哉！”[25]孔子去世后，子贡又大造舆论，大张旗鼓地歌颂孔子的圣功伟绩，他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子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26]他把孔子美化成“文武之道”的传承人，甚至把孔子比作日月之明、天阶之高、宫院之深等[27]。到了汉代，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专作《孔子世家》一篇，通过《世家》这种史书编撰体例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分封诸侯的高度。《史记》是官方确认的正史，至此孔子的“至圣”地位就正式确立了，而子贡则是这场造圣运动的重要策划者和有力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