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篇》：“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论语·雍也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论语·子路篇》：“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冉雍，姬姓，冉氏，名雍，字仲弓，鲁国郓城（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人，比孔子小二十九岁，是孔子早年弟子之一，与冉耕、冉求并称孔门“三冉”。相传冉氏是周文王第十子冉季载的后裔，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冉季载于冉地，建立冉国（聃国），冉氏以国为氏，世代居住在菏泽之阳，后被郑国所灭，所以史书中说“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

冉雍出身卑微，“生于不肖之父”[]，但是他不甘平庸，早年就投在孔子门下求学修德，希望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人对此并不认可，认为像他这种出身卑贱的人是不可能（不配）拥有高贵品德的。孔子则反驳道：“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犁牛”是毛色不纯的牛，“犁牛之子”代指出身不纯正高贵的冉雍。古人祭祀时讲究用某种纯色的牛做牺牲，《法言·修身》：“将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然而孔子却认为，出身卑微的人（犁牛之子）只要具备高尚品德（骍且角），照样可以担当大任（祭祀山川之神）。

冉雍非常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他曾专门向孔子请教修仁问题，孔子答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告诫他修仁必须在敬（忠）、恕、宽等方面下功夫。冉雍谨记孔子教诲，居敬行简，宽以待人，做到了“在贫如客，使其臣如借，不迁怒，不深怨，不录旧罪”[]，故而在孔门四科十哲中名列“德行”优等。

冉雍虽然谨身修德，德行高尚，但是他为人拘谨，不善言辞，因此有人（“或”）评价他道：“雍也仁而不佞。”认为他在道德修养方面仍有瑕疵。孔子听到这话后为他辩解道：“焉用佞？御人以口接，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佞”是善于言说，口才捷利，与内在的“仁”形成对比。孔子对于那些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人向来比较反感，因为耍嘴皮子是不利于修德求仁的，他看重的是冉雍为人缄默厚重的优秀品质。

冉雍在为政方面的才能也是非常突出的，他对于许多为政问题领悟得很透彻，已经达到很高境界。有一次，他请孔子评价子桑伯子的为政之道，孔子说：“可也简。”意思就是，子桑伯子主政时期实行简便易行的施政策略是可行的，也是值得称道的。关于子桑伯子其人，现已无可考，有人认为他是秦穆公时期的重要辅政大臣公孙枝，“伯子”表明了他的显贵身份。《左传·文公三年》：“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杜预注曰：“子桑，公孙枝，举孟明者。”由此可见，子桑伯子为政的最大特点是知人善举，他力排众议，向秦穆公鼎力举荐孟明，孟明后来在秦晋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故而他被称为“忠”。冉雍后来经过认真思考，对于孔子提出的“简”又做出更加深刻的阐述，他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居敬”是指居家独处时仍能保持恭敬勤勉的姿态，做到独善其身；“行简”是指与人相处时能够保持自然简单的状态，做到和睦与共。“居敬”和“行简”二者是统一的，只有内在道德修养达到了“敬”（“忠”），才能在对外交往中做到“简”。如果把“居敬”和“行简”运用到为政实践中（“以临其民”），就是要求当政者内修仁德，外行简政，做到“敬”与“简”的完美统一。子桑伯子就是“居敬而行简”的典范。冉雍对于“简”所做出的深入阐述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认可——“雍之言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提出的“简”是一个近似于无为而治的政治概念，所以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又不加掩饰称赞冉雍道：“雍也可使南面。”这里的“南面”不仅是出仕为官、主政一方的意思，还有坐堂听政、无为而治的意思，这是为政的最高境界，在历史上只有像虞舜这样的上古圣王才能做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可见孔子对冉雍是格外器重的。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鲁国实施“堕三都”期间，季氏费邑宰公山弗扰率领邑众发动叛乱，一度声势很大，形势严峻。叛乱平息之后，邑中许多职官（“有司”）都随公山弗扰逃亡齐国，邑众人心惶惶，局势动荡不安。费邑是季氏的一座重要城邑，为了稳住费邑局面，恢复社会秩序，季氏宗主季桓子急于物色一位能力出众、能以德服人的新邑宰。后经孔子推荐，季桓子决定聘请冉雍出任费邑宰之职，然而冉雍觉得自己出身卑微，此前也没有从政经历，担心自己难以胜任，所以想请孔子出面帮他推辞邑宰之职，他对孔子说：“季桓子打算聘我为费邑宰，我担心我愚笨无知，能力有限，如果做不好有辱师门，所以想请您帮我把费邑宰之职推辞掉吧。”

孔子说：“冉雍呀，你不应该这样不争气啊！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开国帝王都是圣明之主，他们拥有天下之后，许多贤人达士都主动投奔他们，愿意为他们效犬马之劳。季氏只是鲁国贵族大夫，费邑也不过是汶河之畔的一座城邑，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你就放心去赴任吧，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来向我请教。”

在孔子的鼓励下，冉雍决定接受季桓子的延聘，他在就任之前专门来向孔子请教有关为政问题，《论语·子路篇》中载有两人之间的对话，不过内容比较简单，孔子当时对冉雍提出三点为政建议：“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有《仲弓》一篇，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两人就为政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内容比较丰富，也很有价值，值得深入解读。

冉雍问孔子道：“请问为政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孔子答道：“为政的首要任务是尊敬长者，关爱幼者。接下来主要做好三个要点：先有司，举贤才，宥过赦罪，其中宥过赦罪必须优先安排，因为这是为政基础。”

冉雍说：“关于尊敬长者、关爱幼者方面的内容，我经常聆听您的教诲，已经基本掌握要义了。您能不能再给我讲一讲‘先有司’的具体做法？”“有司”是掌管具体事务的小官吏，从下文推断，这里应该是代指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事务。

孔子说：“为政首先要从有司掌管的具体事务入手，民众普遍有安土重迁的习俗，他们长期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形成了难以改变的习俗，所以你做事要慢慢推进，不能急于求成，尤其不要轻易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这就是‘先有司’的基本要求。”

冉雍又问道：“我这个人反应比较迟钝，而且不善言辞，所以即使遇到贤才，也不知道如何举荐。您能不能再讲一讲‘举贤才’的具体做法？”

孔子说：“只要是贤才，就不会被埋没，你只需选拔和任用你所了解的贤才，树立明确的用人导向，至于那些你不了解的贤才，自然有人会向你举荐。”

冉雍继续问道：“您能不能再给我讲一讲‘宥过赦罪’的具体做法？赦免有罪有过的人能对民众起到积极的教化作用吗？”

孔子说：“高山会崩塌，大川会枯竭，日月星辰运行有时也会发生误差，人也一样，怎么能不犯错呢？当政者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必须动用刑杀手段来严加惩处，但是对于那些犯了小错小过的人则应该用道德的力量来感化他们，尽量宽大处理，免于刑戮，这样就可以对民众起到惩戒教化的作用。”

冉雍说：“刚才您重点给我讲了为政的三个要点，我听后很受启发，思路也清晰多了。您能不能再给我讲一讲教导民众提高道德修养的方法？”

孔子说：“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重在规范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提高道德修养，光讲大道理是没有效果的，你要为民众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时间长了，形成习惯了，道德修养就能慢慢提高了。”

冉雍又问道：“您能不能再给我讲一讲管理民众的具体方法？”

孔子说：“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好，也很重要！官员施政，管理民众，最重要的任务是对民众实施教化，具体要做到‘三慎’：一是谨慎地处理祭祀事务，因为祭祀的本质是致敬鬼神，这也是人生在世的立身之本，所以不能不慎重；二是谨慎地处理丧葬事务，因为丧葬的本质是哀悼死去的亲人，让死者得以安息，所以不能不慎重；三是谨慎地处理学习向善的事务，一日从善就能学有所成，一日不从善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不能不慎重。”

孔子最后告诫冉雍道：“季桓子聘你为费邑宰，你一定要坚守公正，因为为政之要在于‘正’，所以你对上不能唯唯诺诺，该进谏就进谏，该匡正就匡正。”

孔子回答弟子请教为政问题的言论有很多，他大多三言两语，非常简单，唯有回答冉雍问政时特别认真，反复叮嘱，谆谆教导，因为费邑宰责任重大，不能有任何过失，加之冉雍又是他寄以厚望的弟子之一。至于冉雍在任费邑宰期间政绩如何，根据相关史籍记载，冉雍因向季桓子进谏不行，进言不听，三个月后就辞去费邑宰之职，重新回到孔子身边潜心求学修德了。这种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孔子去世后，冉雍利用自己在孔门弟子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率先提出收集和整理孔子言论的倡议，并经他之手完成了《论语》最初的编撰工作，因此他对于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是功不可没的。此外，从儒学传承的道统来看，冉雍是“儒分为八”之后“孙氏之儒”的创立者，因此荀子对他推崇备至，多次把他与孔子并列：“仲尼长，子弓（仲弓）短。”[]“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冉雍在唐开元年间被追封为薛侯，北宋时期被加封为下邳公，南宋时期又被封为薛公，地位日益尊崇。至今在冉雍故里茶堌坡（今山东菏泽开发区冉贤集村）设有专祠，以供后人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