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各国法律由贵族集团垄断，由刑狱职官专守，刑书内容一律不向民众公开，这样就可以让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处置和压迫被统治者。春秋末年，社会变革加剧，有些开明的当政者开始在国内推行变法运动。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国政卿子产率先把刑书内容铸在鼎上，公布于众，时人议论纷纷。晋国大夫叔向当时专门致信子产，对郑国铸刑书之事提出严厉批评：“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刑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意思就是，刑书公开以后，民众就会引用刑书律条来为自己辩护，郑国将陷入礼制不彰、法制不举的混乱局面。

时隔二十三年，即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在政卿赵简子（鞅）的主持下，在全国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金属铸造了一只铁鼎，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于众。晋国铸刑鼎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法律的垄断，从此以后贵族与平民在法律上是地位平等的，毋庸置疑，这不仅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然而以孔子、蔡史墨等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面对变法运动则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法律一旦公开，统治者就失去了威慑民众的威权与手段。

孔子对于晋国铸刑鼎之事的批判，就像当年叔向批评子产铸刑书一样，先做出了“晋其亡乎”的断语，这种表述是极其严厉的，接着他具体阐述道：“晋国应该遵守建国者唐叔时期流传下来的法度，并以此来治国御民。什么是法度呢？简单地说，所有人都必须严格按照自己的名分和地位来行事，尊卑贵贱各安其分，这就是法度。卿大夫要按照班爵秩序来守护这个法度，这样民众就能尊重贵族，贵族也就能维护尊贵。想当年晋文公在被庐进行军事训练时，根据唐叔所传的法度，重新制定了《被庐之法》，设立了专司官职位次的职官，理顺了职官之间的等级秩序，晋国才由此获得诸侯盟主的地位。现在晋国却背弃《被庐之法》，把范宣子制定的新法铸在刑鼎上，国人可以在刑鼎上看到具体的法律条文，从此以后民众就无需再尊重贵族了，他们只需按照刑鼎上的法条行事就可以了，那么贵族以后靠什么来显示尊贵呢？靠什么来守护家业呢？尊卑贵贱失序，国家怎么治理呢？而且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完全背离了唐叔时期流传下来的法度，是不折不扣的乱晋之法，怎么能把这样的刑书铸在刑鼎上向民众公开呢？这样发展下去，晋国必将灭亡！”

在新时代与旧制度之间，孔子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因为他所背负的历史包袱要比别人重得多。也正因为如此，每当历史上的新时代来临之际，孔子都会成为批判的对象。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家语·正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