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但是两人性格迥异：子贡为人精致，才华出众，故而孔子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路则为人粗犷，诚实守信，故而孔子数称其“好勇过我”。由于性格原因，两人在行事风格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同的事情各有不同的处事方式。当然，孔子对待他们并没有厚此薄彼，褒贬不一，而是坚持从事实出发，客观分析，理性判断，因此后人称赞他是“见之以细，观化远也”，意思就是，孔子思考问题非常注重事物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不被眼前的利益得失所迷惑，因此他的思维总要比别人深远、缜密，下面两个具体事例就充分体现了孔子“见之以细”的思维特征。

一个事例是“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春秋末年，礼乐制度败坏，社会动荡加剧，许多平民在诸侯争霸战争中失去了土地和恒产，他们不得不流落异乡，沦为奴隶。鲁国为了解救这些卖身为奴的鲁人，专门颁布了一项法令：凡遇鲁国人流落到其他诸侯国给人当奴仆，如果有人愿意出钱为他们赎买人身自由，赎金可以从鲁国国库中如数支取。有一次，子贡从别国赎回一个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回到鲁国后，他并没有从国库中支取这笔赎金，因为他经商做买卖很有钱，平时出手阔绰，一掷千金，根本不在乎这点儿钱。子贡的行为看起来很高尚，实际上很不妥，原因有二：一是违反了鲁国法令。法令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救赎沦为奴隶的鲁国人是国家行为，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善行义举）拒绝执行法令，更不能以个人标榜道德高尚的名义来破坏法令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二是对他人造成困扰，致使救赎行动难以为继。原本人们只需按照国家法令履行赎人的义务就行了，现在却要背上道德的包袱，救赎前必须在道德标准与经济利益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人们在实施救赎时都会受到同样问题的困扰：赎人之后要不要依法到国库中去支取赎金？如果不去支取，个人无力承担这笔赎金；如果去支取，就会显得自己道德不够完美（与子贡相比）。与其左右为难，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最终结果必然是许多卖身为奴的鲁国人得不到救赎。所以孔子得知此事后批评道：“端木赐这样做是错误的，从今往后，鲁国人不会再在别国赎人了。”孔子思考问题并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在更高的思辨层面上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和理解问题，这样就能得出更加周密、完善的结论，因此他对子贡的批评是正确的，也是中肯的。

另一个事例是“子路拯溺者”。子路有一次也遇到与子贡类似的事情，他从水中救起一个溺水者，那人要用一头牛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子路当时并没有标榜清高，而是欣然接受了馈赠。孔子得知此事后说：“鲁国人以后都会奋不顾身地救溺水的人了！”道理很简单，因为救人义举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回报不仅有精神方面的，也有物质方面的。

愚按：重义轻利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传统，他们要求人们必须在仁义道德与物质利益之间做出排他性的选择，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以利害义，这种观点在先秦时期就受到其他学派的严厉批判。在现实生活中，“利”属于物质层面的追求，“义”属于道德层面的坚守，两者完全是可以兼容的，所以墨子说：“义，利也。”[①]

         ——《吕氏春秋·察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