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周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采取大规模封邦建国的做法，“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这些分封诸侯统称为“国君”或“君”，他们一方面承担着开疆拓土、藩卫周室的重任，另一方面还要推行周礼、治国安民。根据史书记载，孔子一生游说大小诸侯国君有七十余人[]，但是在《论语》中有明确记载的只有鲁定公、鲁哀公、齐景公、卫灵公、卫出公等不足十人。各国诸侯也按照氏族血缘关系委任公族大夫担任辅政国卿。周礼规定：大国三卿，皆受命于天子，如鲁国“三桓”之家；次国三卿，二卿受命于天子，一卿受命于国君，如齐桓公时期的国、高二氏和管仲（因为齐国是异姓诸侯，因此地位要比鲁国次一等）；小国二卿，皆受命于国君[]。这些国卿统称为“命臣”或“臣”。孔子和这类人物多有交结，诸如《论语》中的季桓子、季康子、孟懿子、孟武伯、子服景伯、叔孙武伯、蘧伯玉、公明贾、晏平仲、叶公、太宰等人。其实，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政治生态是君弱臣强，因此以臣代君行使权力的情况比较普遍，比如鲁国执政国卿季康子总揽军政大权，其权势和资产比国君还要国君[]。国卿通常配有属臣若干人，《周礼》对属臣的具体职数和职责都有明确规定，这些人都是朝廷职官，承担国家公共管理职责。此外，国卿之家还有家臣或陪臣若干，这些人主要负责管理卿家事务。这类人物在《论语》中就更多了，诸如阳货、公山不狃、季子然、佛肸、陈司败等人。

周朝礼制对于规范君臣（上下）关系提出许多具体要求，然而到了春秋末年，礼制失序，权力下移，不仅“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还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因此如何贯彻礼制精神、正确处理君臣关系就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孔子对此也发表了许多重要言论，相关内容已在《政（令）》《忠》《正名》等部分中分别做出评析，这里重点评析与规范君臣（上下）关系相关的内容。

《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本章是鲁定公和孔子之间的一次对话，内容是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君臣关系的，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根据内容推断，对话时间大约在鲁定公继位不久。

在春秋末年的几代鲁君中，鲁定公是比较用心治国的。当时孔子正值壮年，他设帐授徒，研习周礼，发表政见，针砭时弊，因而受到鲁定公的重用。由于志向相同，他们君臣二人经常就治国理政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诸如“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等等[]。从相关言论来看，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坦诚、认真的，因此本章言论基本反映了彼此的真实想法。

本章言论看似简单，其实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长期以来，鲁国君臣关系一直比较微妙，历代鲁公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经历“三分公室”[]、“四分公室”[]之后，公室衰微，大权旁落，国家军政大权完全由“三桓”集团掌控。鲁昭公在位期间，君臣交恶，相互争斗，矛盾激化，最终演变成“斗鸡之变”[]，鲁昭公被迫流亡在外八年，最终客死乾陵。鲁定公继位之后，以季氏为首的“三桓”集团依然专权擅政，为所欲为，君弱臣强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变。面对如此凶险而复杂的君臣关系，鲁定公心有余悸，不知所措，只好求教于代表政坛新兴力量的孔子。由此可见，本章中的“君”和“臣”是有所指的，“君”是指鲁定公，“臣”则是指以季氏为首的“三桓”集团。“礼”与“忠”是春秋时期处理君臣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当年齐景公在位期间，国内陈氏集团采取大斗贷出、小斗收回等手段笼络人心，日益坐大，贤相晏婴就劝谏齐景公从整饬礼制入手，提出“君令（善）臣共（恭）”[11]的建议。

鲁定公认为，君臣关系是由君上臣下的地位决定的。由于君臣地位不同，各自的权力和义务也不同，“君使臣”是国君行使权力，“臣事君”则是臣属履行义务，因此“三桓”贵族理应尽忠尽责，服从君令。然而孔子则认为，君臣关系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上下关系，国君和臣属共同承担着治理国家的重任，因此“使”与“事”都必须符合礼制规范，受到国家利益的制约和限制，这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真正含义。孔子用“礼”和“忠”来定义君臣关系，其实是在为鲁定公化解君臣危机出谋划策。他强调处理君臣关系的最高原则不是上下权位，而是传统礼制，因此想要彻底改变鲁国君弱臣强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大力整饬礼制秩序，国君要率先遵从礼制规范，对臣属以礼相待，约之以礼，这样臣属才会恪忠尽职，效力于上。总之一句话，纵有千难万难，只要回到礼制的正确轨道，所有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后来鲁定公接受了孔子提出的建议，在“夹谷之会”和“堕三都”等重大事件中坚持礼制立场，果然取得不俗的政绩。

在处理君臣关系问题上，鲁定公仅仅从君臣权位不同的层面来进行思考，片面强调国君的地位和权威，思维显然过于简单、浅显，结论也毫无价值；孔子则将君臣关系问题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强调礼制对于规范君臣关系的重要作用。两者境界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论语·八佾》：“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本章言论不知具体所指，《皇疏》认为“此章讥当时失德之君”，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因为孔子之时诸侯国君大多不能修身立德，令人不耻。

“居上”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诸侯国君，他们承担着治国理政的重大责任，因此周礼对他们提出了许多政治规范和道德要求。孔子秉持周礼精神，又重申了“宽”、“敬”、“哀”的要求。显然，孔子本章言论是有针对性的。

“宽”是宽政，与猛政相对。郑子产曾告诫继任者子大叔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孔子对此评论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2]可见宽政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政，这是为政的最高境界。当政者如果能实行宽政，就可以赢得民心，实现无为而治，所以孔子说：“宽则得众。”[13]

“敬”是严肃认真，这是躬行礼制的应有姿态。周大夫刘康公说：“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14]鲁大夫孟献子也说：“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15]孔子认为，诸侯国君必须自觉遵从周朝礼制，而尊礼的核心就是态度严肃，做事认真，所以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6]

“哀”是丧亲哀痛之情达到极致。居丧之礼规定，临丧必哀，这种情感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同时又要受到礼制节制，子游说：“丧致乎哀而止。”[17]由此可见，这里的“哀”是发乎心而止乎礼的，所以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8]

上述三方面的要求并不局限于诸侯国君，也广泛适用于士大夫阶层。因为在君臣关系中，国君处于主导地位，相对而言，他们承担的责任更重，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也就更高。

《论语·先进》：“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孔子关于为臣之道的言论有很多，总体要求是事君以礼，敬事而忠。本章他则从具体分析“大臣”和“具臣”使命担当的角度对为臣之道做出新的论述，值得关注。

季子然是鲁国季氏族人，孔门弟子子路、冉有受聘于季氏，因此与他有所交结。从他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内容来看，他对孔门似乎不太友善，孔子对他也不留情面。

对话的第一个内容是关于“大臣”和“具臣”二者的区别，这大概是时人评判为臣优劣的两个通行标准。子路、冉有当时在季氏担任家臣，但是有时又不得不随季康子参与国政，因此时人对他们的身份提出质疑，于是季子然就此向孔子请教。孔子首先对他的问题表示诧异，“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这两句都是倒装句，前一句正常句式应该是“吾以子问异”，“子”是对季子然的尊称，“异”是其他人的意思，后一句的正常句式应该是“问由与求”。这两句的完整意思是，我以为你问的是别人呢，原来你问的是子路和冉有呀。接着，孔子对“大臣”的使命担当做出明确解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道”是指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仁义之道）。孔子认为，真正的“大臣”就应该恪忠尽责，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向当政者提出正确的为政意见和建议，而不应该轻易放弃原则，曲意附和，助纣为虐。如果居上位者不能听取正确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再考虑个人的去留问题。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评判，子路、冉有只能算作“具臣”而已。所谓“具臣”，就是没有原则、专事逢迎的事务官，《集注》曰：“具臣，谓备臣数而已。”显然，孔子的回答话里有话，因为子路、冉有二人受聘于季氏，却不能对季康子的种种违礼行为加以劝谏和阻止：季康子违礼祭于泰山，孔子希望冉有能够加以阻止，可是冉有却回答说“不能”，孔子对他颇为失望[19]；季康子打算推行“用田赋”改革，冉有又帮他四处游说，积极推进，“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竟然号召孔门弟子“鸣鼓而攻之”[20]；季康子打算兴兵讨伐封内小国颛顼，派子路、冉有来试探孔子的口风，孔子明确表示反对，要求他们阻止季康子的错误决定，他们又推脱说：“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21]总之，子路、冉有二人只是毫无原则地顺从、讨好季康子，根本没有尽到为人臣者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孔子对他们很不满意。

对话的第二个内容是为人臣者是否应该绝对服从居上位者。季子然虽然是向孔子请教问题，但是话语之中已经隐含了肯定的答案，而且他问话的与其带有一点挑战的意味。孔子对此毫不含糊，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在孔子看来，子路、冉有和季康子之间尽管是君上臣下关系（准君臣关系），在下位者理应服从居上位者，这是为臣之道的基本要求。但是调节君臣（上下）关系的最高规范是周朝礼制，如果居上位者违反礼制，为人臣者就完全可以拒绝服从。

孔子在本章中一改温文尔雅的为人风格，措辞激烈，态度严厉，因为他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玩弄技巧，偷换概念，混淆是非，扰乱人心！就此而言，本章言论的价值和意义被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