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尧曰》：“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在目前通行的《论语》注本中，本章是全书的末篇末章[①]，因此具有某种特殊意义。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有“凤头”、“豹尾”之说，文章开篇要漂亮，抢人眼球，结尾要有力，令人回味，以此说来评析本章，亦无不妥。在内容上，本章重点阐述了“三知”（“知命”、“知礼”、“知言”）对于君子修身立德的重要意义，与《论语》首篇首章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形成呼应。朱熹《论语集注》引尹氏言曰：“知斯三者，则君子之事备矣。弟子记此以终篇，得无意乎？学者少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不几于侮圣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尹氏三问，口气颇为严厉，旨在强调研读本章时必须用心揣摩夫子深意。

毋庸置疑，“知命”、“知礼”、“知言”是纵横贯穿孔子思想的三个重要命题。“三知”三位一体，天地纵横，人心内外，最终都归结到“仁”这个核心主题。

先评析“知命”。“知命”是君子修德的认知前提，君子只有正确认知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能采取富有智慧的正确方法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在道德修养方面日渐提高，臻入“知天命”的完美境界。由此可见，“知命”是一种建立在正确认知基础上的道德修养境界。孔子是在五十岁前后达到“知天命”的人生境界的，然而相关思考似乎没能深入下去，所以孔子关于“知天命”的言论很少，具体内涵也不甚明确，关键是关于“命”或“天命”与“仁”之间关系问题始终没有表述清楚。

孔子所创立的彝伦之道，“仁”是核心，然而“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内心体验来发挥功效的，这种内倾倾向导致儒学思想在理论上不够丰富，略显单薄。如何将内在的仁学与外在的命理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是孔子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经过长期思考，他似乎朦朦胧胧地在“仁”与“命”之间寻找到某种内在联系，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②]这里的君子和小人都是道德范畴的概念，把“知天命”、“畏天命”等内容纳入道德修养的范畴，而且把“畏天命”列为“三畏”之首，把“知命”列为“三知”之首，以此作为判别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这就意味着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后，就可以与“命”或“天命”之间形成感应互动，甚至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观点在思辨形式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思辨内容上也更加深刻丰富。后来孟子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并做出更加完整的表述：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③]

“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心，即所谓“善端”，通过后天的不断修为，人的这种善良本性就可以无限扩充、放大，与“天”形成互动和感应，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孟子通过“心”、“性”、“天”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把形而上的天命和形而下的修身联系起来，为其以“仁政”思想找到了理论依据。从孔子的“知命”到孟子的“立命”，在思辨模式上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韩诗外传》亦对“知命”做出诠释：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尔，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义礼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彝德。”言民之秉德以则天也。不知所以则天，又焉得为君子乎？[④]

这段论述仍然是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出发，把“仁义礼智顺善”视为天之所生、命之所存的道德品质，因此君子修德，就必须秉承这种天生品质，做到顺天知命。

当然，“命”或“天命”与“仁”这两个命题在实际运用中是根本无法兼容的，在理论上也是难以实现有效统一的，其结果必然是从唯心走向唯心。但是孔子关于“命”或“天命”的思考和探索是有价值的，至少对于“知命”做出了相对明确的解说。

再评析“知礼”。这里的“知礼”句和下面的“知言”句均从上省略了“君子”二字，内容仍然是关于君子修身立德。这里的“立”是相对于“礼”的一个特定概念，清代理学家陆稼书对“立”字的解释最为精到：“立是道理大纲能守之定。”[⑤]所谓“道理大纲”，自然是君子立身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⑥]。“礼”是君子修身立德的行为规范，所以孔子反复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⑦]“不学礼，无以立。”[⑧] 孔子认为，“学礼”、“知礼”是“立于礼”的前提条件，也是君子修德的主要途径。那么如何“学礼”、“知礼”、“立于礼”呢？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⑨]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⑩]可见“知礼”的目的在于修“仁”，努力提高“仁”的道德修养是“立于礼”（“克己复礼”）的根本保证。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仁”与“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仁”是君子修德的最高境界，“礼”则是现实政治中的最高行为准则，二者在这里通过“立于礼”实现了有机的统一。此外，“人”与“仁”二字在先秦时期是可以互训通用的，《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二。”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11]可见“仁”是由“人”派生而成的，因此这里的“人”亦可直接释为“仁”。

最后评析“知言”。这里的“言”是指各种人的各种言论，包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真实的和虚假的；“知言”就是通过各种言论来辨明是非曲直、真伪善恶，进而达到“知人”的目的，这与儒家“知（智）”的道德修养有关。樊迟向孔子请教何以为“知（智）”，孔子直截了当地回答道：“知人。”他接着补充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12]孔子又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13]由此可见，“知人”并不是单纯的道德修养问题，而是一种与举贤任能有关的政治手段或施政策略，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目的，亦即孔子告诫仲弓的“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14]。孔子把“知言”作为“知人”的重要方法，并以此作为君子修德的重要内容，这与当时社会秩序发生重大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在以氏族制为主体的社会中，当政者“知人”、“举人”、“得人”只需依据氏族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然而到了春秋末年，随着氏族制逐渐瓦解，社会化的身份标识逐渐取代了氏族化的身份标识，“知人”则成为当政者遇到的棘手问题，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如何才能够做到知能善任、选贤任能？我们知道，观察和了解一个人，通常主要通过“听其言而观其行”[15]。“观其行”可以通过考察其是否遵从礼制规范来加以判断，因此相对容易；“听其言”则没有明确的规范标准，而且言论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来加以判断，所以只有凭借智慧和经验才能真正做到“知人”。但凡能够通过“知言”而“知人”者，一定是道德修养已经达到“知（智）”的境界的君子。

“命”关乎天理，“礼”关乎修仁，“知（智）”关乎处世。孔子在这里似乎想通过“三知”把所有话题一并作一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