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在孔子政治思想中，以中原华夏诸族为正的正统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种观念显性或隐性地贯穿于《论语》全书，因此“夷狄”、“九夷”、“蛮貊之邦”等概念就成为孔子批判的对象。

华夏正统观是中国史学思想中的一个特有观念。古代历史上的正统观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朝代更迭和民族融合，“正统”的外延和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①] 。春秋时期，正统观大抵以区域划分为主，具体指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华夏族为主体的部族联盟，即“诸夏”；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周边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等，历史上统称为“四夷”，亦即《论语》中的“夷狄”、“九夷”或“蛮貊之邦”。这种华夏正统观念在当时非常流行，鲁僖公时期，鲁国曾发生“祀爰居”事件。“爰居”是海上的一种大鸟，平时比较罕见，有一天曲阜城东门外突然栖息了一只爰居，三日不飞，引起国人恐慌，当时鲁国政卿臧文仲鼓动国人前去祭祀，然而公族大夫展禽认为“祀爰居”违反了“圣王之制”，他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历数颛顼、帝喾、尧、舜、鲧、禹、契、冥、汤、稷、文王、武王等历代帝王圣贤，对臧文仲提出严厉批评。展禽这里所列举的一长串名单就是当时人们公认的“正统”[②] 。孔子也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③] 这份名单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在孔子的心中却分量却很重，因为这是源远流长的历史“正统”，不容撼动！

在华夏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孔子错误地把中国古代历史的范围限定在中原华夏诸族，他对于历史的认知也仅局限于夏商周三代嬗递。对于周边经济和社会形态相对落后的异族，他则一律采取极力贬低和排斥的态度，要求设立“夷夏之防”。在孔子看来，夷狄等异族愚昧无知，野蛮落后，既没有礼乐文明，也没有道德教化，所以夷狄之邦有国君就如同无国君，这里的“亡”通无。

孔子这种居高临下的民族优越意识在他的许多言论中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比如他在仕途受阻、心灰意冷之时就会萌发“欲居九夷”或“乘桴浮于海”的念头，有人问他：“陋，如之何？”他则回答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④] “九夷”泛指散居在淮、泗之间的落后部族。孔子通过这种方式想要表达是，自己与其留在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无所作为，还不如到那个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去过简陋平庸的生活！而且他坚信道德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包括感化文化落后的“九夷”。显然，这里的“九夷”只是孔子用来抨击现实社会的一个反面参照。同样，子张向他请教有关“行”的问题，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敬笃，虽周里，行乎哉？”[⑤] 这里的“蛮貊之邦”又成为他考察“忠信”、“笃敬”等道德修养的一个反面标准。

孔子在臧否人物时也秉持以华夏诸族为正的正统观点，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经为维护华夏文明和正统地位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⑥] 所谓“被发左衽”，是夷狄的习俗。孔子认为，管仲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中原诸侯各国抗击异族入侵，“存刑救卫”、救北燕，为保卫中原地区华夏诸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免遭野蛮部族的掠夺和蹂躏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特许之以“仁”。

必须承认，孔子的华夏正统观念是错误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消极的。至今国人对于我国上古社会的了解仅仅局限在中原华夏诸族的范围内，以及后代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一贯持以轻视和排斥的态度等等，除了这些民族自身经济和文化形态相对落后等原因外，恐怕与孔子对周边异族文化所持有的排斥态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