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是集各种优秀品德与才能于一身的完美之人（完人、全人），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概念，在《论语》中仅此一见，在同期古代典籍中也难得一见，可见在当时并不流行，也不具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人无完人，所以像“成人”这样的个体人物在古代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事实也是如此，在古代典籍中有圣人、善人、仁者、智者等等，就是没有有名有姓的成人。

子路向孔子请教何谓完人或何以成为完人，孔子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难以准确表述，因此分了两次回答，反映在文字上就是中间用了一个“曰”字把前后隔开。

孔子前一次论成人是理想中的“成人”，普通人是无法企及的。他集中了臧武仲、公绰（孟公绰）、卞庄子和冉有四个人的优点：知（智）、不欲、勇、艺。臧武仲是鲁国世袭贵族，成、襄时期任司寇，他为人足智多谋，能言善辩，故而后人评价道：“臧武仲以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①] 公绰是鲁国“三桓”孟孙氏贵族大夫，故而又称孟公绰，他大约生活在鲁襄公时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鲁，孟公绰。”可见孔子对他非常敬重。公绰为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欲”，即清心寡欲，清正廉洁。孔子说：“枨（申枨）也欲，焉得刚？”[②]“欲”与“刚”相对，“不欲”则“刚”。他又说：“刚、毅、木、讷近仁。” [③] 可见“不欲”是一种近似于“仁”的优秀品德。卞庄子是鲁国卞邑人，他在当时是非常著名的勇士，能徒手暴虎，荀子说：“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 [④] 以其勇力，足以威慑对手不敢过境，确实令人敬佩。冉有是孔门早年弟子，在四科十哲中列“政事”优等，他曾任季氏宰十余年，才华出众，深受器重。《雍也篇》载季康子问于孔子：“求（冉有）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当时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因此“艺”为多才多艺之义。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⑤] 又说：“吾不试，故艺。” [⑥] 可见孔子本人对于“艺”这种内在的才能和素质也是非常看重的。孔子认为，具备了上述四种优点还是不够的，关键还要“文之以礼乐”。这句话有两种理解，一是针对“冉有之艺”的补充，二是针对四种优点的总说。相比较而言，后说更为合理。《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在这里，“赴礼”（遵从礼乐规范）是评判成人的重要标准。“文”在《论语》中主要是指古代典籍知识，是孔门教学的主要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⑦] 这里的“文”是名词用如动词，意思就是，用礼乐等古代典籍来丰富其思想内涵、增添其表达文采。孔子经过如此这般的复杂组合，终于拼凑出一个大致的“成人”概念，不过他自己对此并不满意，所以说“亦可以为成人矣”，“亦”含有勉强、将就的意思。

也许是因为子路性情粗犷，学业滞进，登于堂而未入于室，所以孔子只好用具体人物来进行说明。面对道德修养和儒学涵养都很优异的得意门生颜渊，孔子的回答则要深奥许多。《说苑·辨物》：

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⑧]

这段文字故弄玄虚，用“情性之理”、“物类之辨”、“幽明之故”、“游气之源”等抽象概念以及“仁义礼乐”等模糊概念来解释“成人之行”，完全曲解了孔子原义，因此不足为信。不过可以看出，在时人观念中，“成人”确实是一个难以达到的做人标准，故而孔子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孔子第二次论成人是从当时人们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他把“成人”标准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见利思义”，强调的是坚持正义的品德，在义与利的取舍问题上要坚守“义”的道德底线和行为规范。二是“见危授命”，强调的是勇敢刚毅的品德，“命”就是生死，面对大仁大义，生死可以置之度外，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⑨] 三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强调的是诚实守信的品德。“要”为“约”的假借字，为穷困之义，即“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 [⑩] ，“久要”就是长久地处于困顿之中。“平生之言”是自己平时许下的诺言。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要成为成人，就必须信守诺言，不忘初心。在孔子看来，“今之成人者”至少要具备正义、勇敢、诚信三种品德。显然，这样的标准比前面降低了许多，估计是孔子根据子路的具体情况提出的，因为这样可以激励他朝着“成人”的目标努力。可见“成人”的标准并不是统一的、固定的，而是可以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而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