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观念，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影响至深。《说文解字》：“忠，敬也。从心，中声。”清代学者段玉裁注曰：“尽心曰忠。”朱熹《论语集注》亦曰：“尽己之谓忠。”他又进一步解释道：“尽时须是十分尽得，方是尽。若七分尽得，三分未尽，也不是尽。”可见，忠是对人尽心尽力、全心全意的一种处世态度，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殷商时期，忠（中）的观念就已形成，如“显忠遂良”[①]、“为下克忠”[②]、“各设中于乃心”[③] 等等。春秋时期，忠不仅是社会生活中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政治领域里调节君臣（上下）关系的道德规范，因此具有忠于国家和忠于国君的特定含义：

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 [④]

忠，社稷之固也。 [⑤]

君薨不忘赠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 [⑥]

临患不忘国，忠也。 [⑦]

孔子在创建儒家思想的过程中，继承了忠的传统观念，并将其纳入仁学体系，成为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论语》中，忠既是“一以贯之”的为仁之道，也是“臣事君以忠”的道德规范，因此在实际运用中经常与敬、恭等词形成互文。

《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在本章中主动透露了“吾道一以贯之”的重要信息，因此对于研究孔子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吾道”，即曾参所说的“夫子之道”，指的是孔子的整个思想学说体系，这个体系构成的重要特征是“一以贯之”。所谓“贯”，皇侃在《论语义疏》中作了一个形象比喻：“贯，犹统也，譬如以绳穿物，有贯统也。”他又引用王弼言论进行补充解说：“譬如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由此可见，“贯”是“吾道”的构成形式，而“一”是“吾道”的核心内容。那么“一”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孔子本人又是如何表述的？本章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根据曾参事后透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就是说，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一”就是“忠恕”。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是最高范畴和理论核心，具有“一以贯之”的统领作用，那么“仁”与“忠恕”是什么关系？或者说“一以贯之”的“一”究竟是“仁”还是“忠恕”？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仁”是贯穿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因此“仁”就是“一”，而“忠恕”则是求仁为仁的正确方法或应有态度，这应属于方法论范畴，而不是道德规范的内容。“忠恕”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体现了“仁”的精神：积极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⑧]，意思就是为人处事要尽心竭力，成人之美；消极方面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⑨]，意思就是凡事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忠”与“恕”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有为的精神，后者强调的则是不为的自愿。

从“一”到“仁”再到“忠恕”，孔子的思想体系（“吾道”）通过这种内在逻辑联系（“贯”）串联起来，这种观点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成立，学界对此也普遍认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内证或外证，孔子从来都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表述，因此现有结论只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论。不过在更具说服力的新观点没有出现之前，这种结论仍然是唯一可以接受的。

《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在各种人伦关系中，君臣（上下）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对于维护统治秩序影响也最大，因此夏、商、周历代帝王对此都非常重视，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和规范。对于君王而言，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对下）时主要有“德”、“敬”、“明”、“令”等规范要求，但是具体内涵则比较模糊，表述也不太统一：

明王慎德，四夷咸宾。 [11]

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12]

居上克明，为下克忠。 [13]

君令臣共（恭）。 [14]

对于臣下而言，在处理君臣关系（下对上）时虽然也有许多规范要求，如“敬”、“恭”、“恕”等等，但是“忠”的要求则是相对明确一致的：

违命不孝，弃事不忠。 [15]

以私害公，非忠也。 [16]

考中度衷，忠也；施其所恶，弃其忠也。 [17]

此外，《左传·文公三年》中还有一则用“忠”来评价人物的具体事例：子桑是秦穆公的重要辅臣，他为人坦荡无私，忠心耿耿，为秦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秦晋殽之战中，秦军统帅孟明吃了败仗，然而子桑力排众议，建议秦穆公继续重用孟明。孟明视果然不负众望，最终大败晋人，秦国“遂霸西戎”。左氏君子后来评论道：“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从以上事例和言论中可以看出，“忠”既是一种公正无私的为人品质，也是一种勤勉谨慎的做事态度。

孔子继承了“忠”的传统观念，将其纳入儒家仁学思想体系，作为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重要德道规范，在理论上丰富了“忠”的思想内涵，在实践中强化了“忠”的政治功效。孔子关于“忠”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忠”是一种美德，体现了“仁”的普爱精神。子张请教“崇德”问题，孔子回答道：“主忠信，徙义，崇德也。”[18] 樊迟问仁，孔子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19] 可见，“忠”是儒家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欲仁而得仁”境界的重要途径。

二、与“仁”一样，提高“忠”的道德境界，必须勤以修炼，长期坚持，日日反省，不断累积。孔子设定孔门“四教”，“忠”就是其中之一[20]，修学与修身相结合，把“忠”作为日常修身求知的必修科目。子张向孔子请教为政问题，他的回答很明确：“居之不倦，行之以忠。”[21] 在他看来，只要对上坚持不懈地践行“忠”，为政也就不难了。曾子也把“为人谋而不忠乎”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重要内容之一[22]。加强自我反省是提高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孔子反复强调：“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3]“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24] 如果每天自省无忧，那么就能做到“忠”了。

三、“忠”的基本要求是秉持公正，不携私心。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25] 如果为人谋事掺杂私心，就不符合“忠”的道德规范，也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因此他要求尽忠要有不畏犯上的精神：“忠焉，能勿诲之？”[26]“勿欺也，而犯之。”[27] 只要出于公心，就不怕得罪位尊权重者。

四、君臣（上下）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因此“忠”与“礼”的道德规范是对等的，没有“君使臣以礼”，就没有“臣事君以忠”。后来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28]

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中，“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因此孔子非常重视，不仅在实践中注重培养和提高“忠”的道德修养，在理论上也加强研究，反复论述，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扩大其实践功效。

《论语·为政》：“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29]

本章“忠”的主体是“民”，而不是“臣”，因此这是一种广义的“忠”，泛指下对上的一种应有态度（季康子要求），而非专指处理君臣关系的道德规范。这种表述在当时比较普遍。

季康子要求民众对上做到敬、忠、劝，说明当时鲁国已经出现民众表面顺从、内心抗拒的情况，政令也难以贯彻执行。“敬”与“忠”其实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国语·周语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这里的“恭”当训为奉行之义，即“汝不恭命”[30]；而“实”则为真实存在之义。“恭”与“实”相对，“恭”是外在表现形式，“实”是内在真实状态。同样，“忠”与“敬”相对，“忠”是“敬”的内在情感体验，而“敬”则是“忠”的外在表现形式，两者互为表里，意思相同。因此所谓“敬、忠以劝”，就是要求表里如一，绝对忠诚。

在《论语》中，“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观念。在实际运用中，“敬”不仅与“忠”相对，而且与“孝”也密切相关。《论语·为政》：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之？”

“养”与“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者是生理的，一者是精神的，“敬”则是判别两者的重要标志。孔子认为，内心有“孝”，行为才能“敬”。

由于君子（臣）与小人（民）道德修养的层次不同，因此他们实现“敬”的途径与方法也有所不同：对于君子而言，“敬”主要是通过培养“忠”的道德修养来实现的；对于小人而言，“敬”则是通过激发根植于内心的“孝”来实现的。所以孔子答季康子问时说：“孝慈，则忠。”意思就是，如果要求民众对上做到敬和忠，就必须大力倡导孝和慈。

《论语•公冶长》：“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时期楚国令尹，他出身于楚国公族斗氏，子文是谥号。他担任楚国令尹期间，辅佐楚文、成二代君王北上争霸，功绩卓著[31]。本章子张掇拾旧事，向孔子求证：一是令尹子文三仕三已，无喜无忧；二是令尹子文辞官后，旧政必告新令尹。关于这两件事情的相关细节，《国语·楚语下》中有明确记载：

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楚）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令尹子文为官清廉，体恤国民，不求自富，他把家中所有粮食全部赈济给国民，自己“无一日之积”，以至于“朝不及夕”。他的从政理念是“庇民”、“恤民”，所以在国家危难之际，他能够“自毁其家以抒楚国之难”[32]。孔子根据他的从政事迹，对他做出了“忠”的评价。这个“忠”有对上忠于国君和对下忠于国民的双重含义。但是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他却不能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因此当子张进一步问“仁矣乎”时，孔子并未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