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公山不扭）在季氏宗族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为季氏费邑宰多年，人脉很广，威信很高，与孔子关系也比较密切。季桓子继任季氏宗主后，他和阳货等一批老臣受到排挤和打压，因而渐生叛心、意欲谋反。当时孔子也不得志于鲁，“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1] 故而公山弗扰欲召孔子加入他们对抗“三桓”的团队，共同成就一番事业。孔子当时虽然表面应承了公山弗扰的延邀，做出欲往费邑与公山弗扰合作的姿态，其实心里另有盘算，因为当时鲁国政坛矛盾重重、错综复杂：“阳虎（货）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命，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2] 显然，孔子不仕是韬光养晦，他在等待更大的政治舞台，成就“吾其为东周”的宏伟大业。他表面答应与公山弗扰合作，实则在观察公室与季氏的反应，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向鲁定公和季桓子施加压力、求得出仕。然而子路却未能领会孔子的意图，他为人向来简单直爽，心中如有不悦，立刻就表现在脸上，他没好气地对孔子说道：“凭老师的为人和才干，到哪儿不能谋个差事？何必要到公山弗扰那里去谋事！”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明确表达了自己志向——“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所谓“为东周”，就是重建周朝盛世的礼制秩序。孔子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无论为谁所用，我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是不会改变的。

孔子假意与公山弗扰合作这一招果然奏效，鲁定公和季桓子平定阳货叛乱后，开始重用孔子，让他出任中都宰，继而任司空，再任大司寇，摄相事，位高权重，红极一时。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与季桓子等人发起“堕三都”，然而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公山弗扰联合叔孙氏世子叔孙辄以费邑发动反叛，他们避实就虚，趁季桓子攻打费邑之机，率费人反攻曲阜城中的公室。鲁定公及“三桓”措手不及，只好退守到季氏府中的武子之台，费人几次攻到鲁定公近身，情况十分危急。孔子在危急关头临危不乱、冷静指挥，他率甲士守卫在鲁定公身边，命令申句须、乐頎等人率兵将费人赶下高台，与外围的兵力里应外合，一举击溃费人，公山弗扰和叔孙辄出逃齐国，费邑最终被堕毁。

关于公山弗扰以费邑发起反叛之事，《左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3] 但是《左传》和《论语》两者的记载不一致。《论语》中说公山弗扰以费邑叛，召孔子而欲往；《左传》中则说孔子方为司寇，欲“堕三都”，公山不狃以费邑叛，后来孔子亲自指挥国人打败公山不扭，平定叛乱。既然孔子主议堕费，却又应召欲往助之，这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因此信《论语》则谬《左传》，信《左传》则谬《论语》。后来《论语》注家把精力放在对“畔”的理解和诠释上，所谓“畔”，有心理准备与付诸行动之分，前者是过程，时间跨度为鲁定公五年至十二年；后者是结果，时间为鲁定公十二年。如果把《论语》中的“畔”理解为公山弗扰的心里准备过程，那么“召”孔子的时间就不必拘泥于鲁定公十二年，而是鲁定公五年至十二年之间的任何时间，这样的解释是符合情理的。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说：“夫《论语》谓以费畔召者，此著其实耳。在当时不狃之召孔子，决不以叛乱为辞也。特以孔子有名德，为世所重，欲借以收人心。阳货亦曾欲见孔子而劝之仕矣。是时不狃虽有不臣之实，而未著变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复止。”[4] 以“实”与“形”来区分，也是同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