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论语·微子》：“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一、

春秋中晚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大国争霸的兼并战争逐步向各国国内新兴势力向执政公族发起夺权斗争过渡。这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使得局面变得异常复杂。

在国际形势方面，晋国因国内卿族之争而渐趋衰落，中原盟主地位已名存实亡，楚国则因吴国在南方崛起而受到牵制，一时也无暇顾及中原。在这个“诸侯之无伯”的特定历史时期（《左传·昭公十六年》），诸侯弭兵盟约成为时代的主流。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经过宋国向戌多方奔走斡旋，晋、楚两大军事同盟在宋都举行了有十四个诸侯国参加的弭兵大会，订立了盟约，此后晋、楚两国休战四十余年。

晋国在弭兵大会上的软弱与退让，让齐国萌发了重建齐桓霸业，争做中原盟主的野心。齐国是中原地区的老牌霸主，在诸侯国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形势是“曹畏宋，邾畏鲁，鲁、卫偪于齐而亲于晋”（《左传·昭公四年》），齐国如果恩威并施，赢得人心，完全是有可能取代晋国的。于是野心勃勃的齐景公就像打麻将一样，慢慢地组合手中的牌，不仅把鲁、卫、郑、宋等“熟张”组合好，而且把燕、徐、莒、郯等“生张”也利用起来，后来若不是差了一点儿运气，他险些就成了一副复霸的大牌！

在国内形势方面，各国公室与卿大夫之家的矛盾冲突日益激烈。随着奴隶制井田制日趋崩坏，私有土地不断发展，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孕育形成。以公室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日渐衰落，暮气沉沉，而那些从贵族集团内部分化出来或从士人阶层脱颖而出的新兴地主阶级则锐意进取，充满活力，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优势后，开始在政治上向奴隶主贵族发起夺权斗争。《左传·昭公三年》中记载了当时齐国贤相晏婴与晋国贤相叔向的一段对话，非常精辟。叔向问晏婴道：“齐其如何？”晏婴答道：“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田）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蛰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懊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叔向也感叹道：“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馂，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两位贤相在言谈中，对本国公室式微，私家勃兴都表达出深重的忧虑。鲁国的情况当然也不容乐观，宋大夫乐祁说：“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各国卿大夫之家迅速崛起，与公室争权分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诸侯各国的对外扩张，国内的封建改革和政权嬗变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

齐景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场亮相的。

二、

齐景公（？—公元前490年），姜姓，吕氏，名杵臼，谥号为景，齐灵公庶子，齐庄公异母弟，春秋时期齐国国君。他自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继位，至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去世，在位时间长达58年，是春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

崔杼弑杀齐庄公后，为了继续把持齐国朝政，在群齐公子中选择公子杵臼，立为国君，是为齐景公，崔杼自己出任右相，庆封出任左相。崔杼之所以这样安排，一是因为公子杵臼尚未成年，便于控制；二是因为公子杵臼的家族在齐国没有根基，不能对他构成威胁。公子杵臼的生母是鲁国逃亡贵族叔孙宣伯的女儿，叔孙宣伯因在鲁国得罪了执政国卿季文子，于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逃到齐国避难，当时在位的齐灵公安排他位列高、国二氏之间，享受国卿待遇。后来叔孙宣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齐灵公，生杵臼。

齐景公即位后，名为国君，实为傀儡，朝政完全由崔杼和庆封把持。由于这段时间齐国君弱卿强，因此卿大夫之间争斗不已，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崔杼取代高氏后，齐国由崔、庆二氏为执政国卿。但是过了一年多，庆封利用崔氏家族内部矛盾彻底清除了崔氏势力，形成庆封一人当国的局面。然而又没过多久，庆封因擅权专政，飞扬跋扈，得罪了齐国的公室成员，齐惠公之孙高趸（字子尾）和栾灶（字子雅）联合陈、鲍、高、栾等家族发起攻击，尽杀庆氏族人，庆封出奔吴国。清除崔、庆二氏势力之后，齐景公决定把流浪在国外的群公子全部请回来，并把没收崔、庆二氏的财产和食邑分封给他们，其中剿灭庆氏有功的高趸和栾灶也分得不少财产和城邑，但是他们“辞多受少”或“受而稍致之”，齐景公认为他们忠于公室，因此对他们更加倚重，委以国政。受到赏赐的还有卿大夫晏婴，但是他没有接受。晏婴素以俭朴著称，为人正直，无私无欲，齐景公对他也是十分敬重。齐景公把流浪国外多年的群公子请回到齐国后，又为受到不公待遇的齐庄公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按照大国诸侯应该享有的礼仪规制，把齐庄公的墓迁于大寝。齐景公的一系列举措，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睿智。显然，他对于卿大夫执政的弊端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崔杼、庆封等人一个个如狼似虎，侵吞公室，篡权弑君，无恶不作。而公室成员毕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理应成为执掌国政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立即把群公子召回齐国，加强公室力量，扩大执政基础。他又通过礼迁庄公之墓，进一步赢得了公族成员的信任和支持。此后数年中，齐国国政主要由公室成员高趸和栾灶共同执掌，他们两人不仅年纪长，辈分高，而且为人正直，忠于公室，所以齐景公也乐得韬光养晦，坐享其成。有一次，齐景公到莒国田猎，庆封的家臣卢蒲嫳恰好被流放在这里，当年庆封得势之时，他嚣张得很，现在流浪在外多年，已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找到齐景公哭诉道：“我已衰老不堪，头发都脱落光了，还能干什么呢？”他请求齐景公能够解除禁锢之令，让他回到齐国终老。齐景公看他确实可怜，就答应道：“好吧，我回去告诉高趸、栾灶两位执政国卿。”齐景公田猎回来后，把卢蒲嫳的事情告诉了高趸、栾灶，高趸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同意让他归国终老，但是栾灶却说：“你们别看他头发短，心思可长着呢！估计他现在恨不得食我肉寝我皮呢！所以对这样的人绝不能有半点儿恻隐之心。”后来栾灶又把他流放到更远的北燕，防止他回国作乱。这是发生在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的事情，此时齐景公已经即位八年，但他仍然没有亲政，国中大小事务均由高趸、栾灶决断，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因为高趸、栾灶的政治斗争经验毕竟比他丰富，处理这类棘手的事情能够痛下杀手，不留后患，这些都是齐景公做不到的。

这一时间，齐景公还特别倚重两个人，一个是晏婴，一个是陈文子。晏婴是三朝元老，为人清廉正派，足智多谋，在齐国享有较高的声誉。崔杼、庆封当政期间，他不畏强暴，不受利诱，表现出应有的气节。崔杼手下的人曾数次提议要杀掉他，但崔杼都没同意，因为实在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籍口。崔、庆二氏被清除后，他又谢绝了齐景公分给他的田邑，事后他对国卿栾灶解释说：“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之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福也。”意思是说，人要勤修道德，善于节制自己的贪欲，这样才不至于像崔杼、庆封等人一样，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后来齐景公又打算为他置换一处宽敞的住所，因为他原来的住所靠集市太近，环境恶劣，他却辞谢不受，并借集市上“踊贵履贱”的现象，劝谏齐景公实施宽政省刑，得到了世人的称赞，左氏“君子曰”评论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其是之谓乎？”

陈文子，名须无，也是齐国的贤大夫，其四世祖陈完原本是陈厉公之子，后因在国内争夺君位失利，跑到齐国来避难，当时齐桓公打算安排他为国卿，他推辞不受。陈氏世代谨小慎微，与人为善，善于行小惠笼络人心，到陈文子时，他更是以家量（大斗）贷出，以公量（小斗）回收，山木鱼盐等按原产地的价格收购，让利于民，因而赢得了齐民的拥戴。齐景公初立，适逢宋向戌筹备弭兵大会，向戌跑到齐国来动员齐景公参加大会，齐景公当时犹豫不决，陈文子劝谏道：“晋、楚两个盟主国都同意参会，齐国怎么能推辞呢？何况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弭兵’，如果齐国不参加，这无疑是将齐国百姓推向战争的渊薮！”齐景公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便委派国卿庆封和陈文子为全权代表参加了弭兵大会。弭兵大会后一年，按照宋之盟的约定，齐景公打算和陈侯、蔡侯等一起赴晋朝会，庆封认为当初齐国没有参与签订宋之盟，因此不必赴晋朝会。陈文子则认为齐国虽然想与晋国争霸中原，但现在与晋国公开叫板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他劝谏齐景公遵从礼仪，保持冷静与克制：“先事后贿，礼也。小事大，未获事焉，从之知志，礼也。虽不与盟，敢叛晋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劝行。”齐景公后来听从了他的建议，如约赴晋朝会。在子尾、子雅等人清剿庆封家族势力的乱战中，当时临淄城中一片混乱，敌我不清，陈文子挺身而出，全力护送齐景公返回宫中，贴身护卫，因而赢得了齐景公的信任。此外，他还与晏婴一道辅佐齐景公与诸侯各国订立了结盟关系，促成齐国与晋国建立联姻，并安排自己的儿子陈无宇亲自护送少姜赴晋国，嫁与晋侯。这些外交努力，为齐国稳定国内局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许多重大事件上，陈文子都能从大局出发，帮助齐景公冷静分析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齐景公对他也是十分倚重，言听计从。

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执政国卿栾灶去世，其子栾施（子旗）继任国卿。鲁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执政国卿高趸去世，其子高疆（子良）任国卿继。而陈文子此前已致仕返乡，由其子陈无宇（字恒子）继任国卿。当年共同辅政齐景公的卿大夫中，只有晏婴一人硕果仅存了。

齐惠栾、高二氏辅政期间，齐国国内的斗争依然非常激烈，以栾施、高疆为代表的齐国公室不思进取，生活奢靡，横征暴敛，刑罚无度，广大百姓苦不堪言，而以陈无宇为代表的新兴阶层则通过各种恩惠手段笼络人心，卿大夫之家的势力越来越大。执政公室与卿大夫之家的矛盾日积月累，日益尖锐，晏婴对此深感忧虑，他对齐大夫司马灶说道：“姜族（公室）弱矣，而妫（指陈氏）将始昌。”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1年），陈无宇利用齐惠栾、高二氏的矛盾，联合鲍氏家族，向栾、高二氏发动突然袭击，两大政治集团为了争夺权力，在齐都临淄发生火并。齐景公此时索性撒手不管，作壁上观，任由事态不断扩大，因为面对公族氏族势力林立和卿大夫之家崛起的险恶局面，他知道只有大乱，才能实现大治。陈、鲍二氏与栾、高二氏激战于临淄的稷门之下，如以实力而论，理应是栾、高二氏强于陈、鲍二氏，但是陈氏多年来阴施恩惠，让利于民，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临淄民众自发地拿起武器加入陈、鲍二氏的队伍，很快就打败了栾、高二氏。栾、高二氏一路败走，国人穷追不舍，最后他们只好出奔鲁国。

齐惠栾、高二氏被打败后，陈、鲍二氏“分其室”而夺其田邑。晏婴建议陈无宇将分得的财产田邑上缴给齐景公，他说：“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蕰利生孳。故使无蕰乎，可以滋长，”晏婴在齐国被称作“智者”，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表面上他与陈无宇谈论的是礼让为德的大道理，但实际上是暗示陈无宇要以退为进，等待时机，因为他早已洞悉陈氏想取代公室的野心，他也意识到这是无法抗逆的大趋势，但他认为现在时机尚不成熟，眼前的齐景公并不是一个胸无大志，碌碌无为的国君，因此如果陈氏不注意礼让修德，很有可能前功尽弃，进而给齐国带来更大的灾难。陈无宇后来听从了晏婴的建议，把分得的所有财产田邑上缴给齐景公，把栾、高二氏家中的余粮分给“国之贫约孤寡者”，同时提出致仕返乡的请求，让自己的儿子陈乞继任辅政国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陈无宇的一系列举动，其实是由晏婴成功策划的一场政治“作秀”，看起来陈氏放弃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却赢得了国君的信赖和国民的拥戴，为陈氏以后的发展赢得了更加久远和丰厚的利益。齐景公也为陈无宇的义举所感动，同意他致仕返乡，但仍要分给他食邑，但他坚辞不受，后来齐景公的母亲穆孟姬亲自出面，把高唐邑分给他作为食邑，他才勉强接受。故而史书载曰：“陈氏始大”（《左传·昭公十年》）。

齐景公即位以来，齐国的政局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剪除栾、高二氏势力之后，齐国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六年的乱政，国内政局稍趋稳定，齐景公也日渐成熟，从此开始，他亲理朝政，由国弱、晏婴、鲍文子、陈乞等贤臣辅政。

三、

在齐国历史上，齐景公是一位有抱负、有作为的国君，他从小生长在公室环境之中，长期受到齐桓公强国争霸事迹的熏陶，亦有志于天下。即位后的前十六年，由于齐国内政不宁，他只能韬光养晦，无所作为，但在晏婴、陈文子等老臣的辅佐下，他的治国理念逐渐成熟，同时对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形势也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图谋重现齐桓霸业的雄心也渐渐萌发，并在公开场合表露出来。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晋昭公新立，齐景公和卫侯、郑伯等诸侯到晋国朝贺新君，晋昭公宴飨齐景公。席间，两国国君玩起了投壶的游戏助兴。晋昭公先投矢，晋大夫荀吴祝愿道：“我们有酒像淮河流水一样多，我们有肉像水中坁丘一样丰富，如果我们君主能够投中了，晋国就可以统帅天下诸侯。”晋昭公一投即中，围观的晋国大夫一片欢腾。其实两国国君玩投壶游戏，暗中带有较劲的意味儿，晋、齐两国争当盟主，希望通过游戏在气势上压制对方。轮到齐景公投矢了，他也不甘示弱，自己祝愿道：“我们有酒像渑水（齐国河流）一样多，我们有肉像山陵一样丰富，如果我能够投中，齐国就可以取代晋国为天下盟主。”齐景公也一投即中，围观的晋国大夫一片哗然，他们认为齐侯出言不逊，故意挑衅，贬低晋国。齐国随行大夫公孙傁害怕事态失控，赶紧上前提醒齐景公说：“天色不早了，君主早点儿回去休息吧。”于是便陪齐景公退席而归。齐景公在投壶时敢于公开与晋昭公叫板，并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他对晋国国内六卿之争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已开始实施取代晋国当中原霸主的行动，他在投壶时所说的祝愿辞，就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故意向晋国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当然，齐景公在与晋国争霸过程中并非一味逞勇示强，因为晋国毕竟还是名义上的盟主，因此有时必须讲究策略，隐忍退让。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楚国发生内乱，晋昭公见诸侯各国“皆有贰心”，因此决定尽起国内甲兵四千乘，在邾南举行大规模的阅兵活动，邀合各国诸侯会于平丘（今河北长垣县附近），想以武力威慑诸侯各国重修旧盟。周王也特别委派卿士刘献公参加了会盟。签订盟约时，齐景公另有图霸之心，因此不愿意签订盟约。晋昭公拿齐景公没有办法，只好把周天子抬出来压人，他就让辅政大臣叔向去向周王的特使刘献公告状，说：“抑齐人不盟，若之何？”刘献公是晋国特邀的王室代表，晋国这些年来在安定周王室方面功劳颇多，历任晋侯在各种场合也比较注意维护周王的尊严，因此他当然要帮着晋国说话，他对叔向说：“诸侯会盟，订立盟约，目的就是要在诸侯国间建立一种互信关系。诸侯盟主讲求信用，结盟诸侯遵守盟约，这样才能保证各国和睦相处，秩序井然，避免征伐战争。齐国不愿意与诸侯各国签订盟约，这是公然挑战盟国规则的行为，晋国作为盟主国，应该在道义上加以劝导，在武力上加以威慑。如果齐国仍然不听劝说，一意孤行，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我亲自率领周天子的战车为先锋，随晋国去讨伐齐国罢了。”叔向把刘献公的话转达给齐景公，又用“讲礼于等”、“昭明于神”之类的大道理对他进行苦心相劝。齐景公见周王的特使鼎力支持晋国，此时公开挑战晋国，肯定不会得到各国诸侯的支持，因此只好暂时妥协，与诸侯各国了订立盟约。如果说前一年的投壶游戏，齐景公只是借题发挥的话，那么平丘之盟，他则是公开表达了图霸中原的野心。

其实，齐景公在亲政前后，就已开始实施其图霸计划。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燕国发生内乱，燕简公出奔齐国避难。齐国接受一个亡国之君，在道义上已经尽到义务了，但是齐景公谋划得更加深远，他要在政治上谋求更大的利益，因此他专门去向盟主国晋国通报情况，并提出由齐国发兵讨伐北燕，送燕简公复国的请求。齐景公知道，晋国虽然是盟主国，但因国内诸卿之家争斗激烈，根本无心过问此事，齐国此时主动承担责任，帮助燕简公复国，至少可以一举三得：一是帮助晋国履行了维护诸侯国秩序的职责；二是在诸侯国中提高了威望；三是帮助燕简公复国，有恩于燕国，以后燕国肯定听命于齐国。后经晋侯同意，齐景公亲自率军讨伐燕国，但此时燕国已新立国君，国人一致反对昏庸霸道的燕简公复国，燕国新立国君派特使来对齐景公说：“敝邑知罪，敢不听命？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燕人不仅将公室之女燕姬嫁给了齐景公为妻，还送给他瑶瓮、玉椟、斝耳等重器，齐国遂与燕国盟于濡上，不克而还。齐景公此举是既得名又得利，至于燕简公，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他让齐大夫高偃将其临时安置在燕国别邑唐后就草草了事了。

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晋大夫荀吴帅师讨伐北方的鲜虞，把白狄的一个分支鼓部族（今河北晋县一带）包围起来，围而不攻，长达数月，最后鼓人因“食竭力尽”而降。齐景公乘晋国在北方与鲜虞周旋之际，发兵攻打徐国，用武力征服了徐、郯、莒等东方小国，徐人献甲父之鼎求和，齐景公才同意与他们订立盟约。徐、郯等国都是齐国周边的几个小国，齐景公先拿这几个小国开刀，目的就是要向诸侯各国示强。所以当时鲁国大夫叔孙昭子在评论此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意思是说，因为晋、楚等大国式微，无力维护小国的利益，齐国乘势而起，欺侮小国，严重破坏了原有的尊卑秩序。

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齐国兴兵伐莒，攻占莒国的纪邑。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齐国再次伐莒，莒子打算起兵迎战，莒大夫苑羊牧劝谏道：“齐国不讲道义，兴兵伐莒的目的无非是索取财物，我们不如满足他们的贪欲，不必激怒他们。”在小国大夫的眼中，齐国毫无大国风范，军中兵士都是一帮贪婪下作的流氓，这从侧面反映了春秋末年世风日下，诸侯争霸讨伐已经抛弃了虚伪的旗号，完全演变成赤裸裸的掠夺。莒国这些年与鲁国关系密切，因此莒子有点儿盲目自大，他亲自率军抵抗齐军，首战居然败齐师于寿馀。后来齐景公亲率大军讨伐，莒子只能投降求和，齐景公委派大夫司马灶到莒国签订盟约，而莒子则自降身份，亲自到齐国签订盟约，因而广遭国人诟病。

齐景公知道，与晋国抗衡，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几个小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分化瓦解中原诸侯同盟，因此他首先选择卫国作为突破口，因为卫国地近晋国，经常受到晋人的侵扰，叔向的弟弟叔鮒时任晋国司马，他为了向卫国索取贿赂，故意纵容军士到卫国去刈草砍柴，卫人没有办法，只好派卫大夫屠伯去给叔向送礼，后来由叔向出面干预，晋国才禁止越境刍荛者。卫国当时的国君是卫灵公，他与齐景公的经历大体相同，也是年少时继位为君，当时正值年轻气盛，叛晋的愿望也很强烈。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景公专门委派公族成员公孙青出使卫国，希望能与卫国建立反晋同盟。可是公孙青一行人刚刚出发，就接到卫国发生内乱的消息，卫灵公因避乱离开卫都，暂居在卫国的死鸟邑。公孙青于是派人向齐景公请示，齐景公明确答复：“只要卫君仍在卫国境内，他就是卫国的合法国君，无论在什么地方，齐国使者都必须按照礼仪拜见卫君。”公孙青按照齐景公的指示，专门赶到死鸟邑拜见卫灵公，他让人向卫灵公通报道：“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执事。臣不敢贰。”态度极其谦卑恭敬，完全是臣属对待君主的口气。临行前，他又派人向卫灵公致辞：“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获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惧不免于戾，请以除死。”为了表达他对卫灵公的忠诚，他甚至以武士的身份为卫灵公执铎守护通宵达旦。卫灵公危难之时，齐景公对他仍然敬重有加，不离不弃，这确实令卫灵公深为感动，也为以后齐、卫两国结盟反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鲁国也是齐景公重点分化瓦解的对象，因为鲁国与晋国的关系密切，在齐、晋争霸中一直对齐国起到牵制作用。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三桓”联手攻击鲁公，鲁昭公被迫出奔齐国，暂居在齐鲁边境的小邑阳州。齐景公闻知后立即前往问候，并承诺在莒国向西的区域中划出一千社（二十五家为一社）的人力、物力和兵力归鲁昭公调用，他本人也将率齐国军队随时听从他的调遣，他最后颇为真诚地说：“君之忧，寡人之忧也。”齐景公之所以对一个亡国之君如此热情，其实是有所企图的，他想借用鲁昭公这枚棋子来制衡鲁国，进则可以以纳君讨叛的名义攻打鲁国，退则可以以鲁君为筹码与国内的“三桓”谈条件。鲁昭公对齐景公感激涕零，但随行的鲁大夫子家子则识破了齐景公的企图，因此劝谏鲁昭公道：“天禄不再，天若胙君，不过周公，以鲁足矣。失鲁，而以千社为臣，谁与之立？且齐君无信，不如早之晋。”意思就是让鲁昭公不要相信齐景公骗人的鬼把戏，还是早点到晋国去避难比较安全。“齐君无信”，这大概是当时诸侯各国对齐景公作出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语。然而鲁昭公当时仍沉浸在复国的幻想之中，他没有听从子家子的建议，而是坚持留在了齐国。当年年底，齐军以安置鲁君的名义攻占了鲁邑郓，并将鲁昭公安置在郓邑。

次年三月（公元前516年），齐景公准备发兵讨伐鲁国，送鲁昭公归国复位。此时鲁国“三桓”为了阻止齐国帮助鲁昭公，便四处派人向齐国的卿大夫送礼行贿，闹得动静比较大，齐国的许多卿大夫接受贿赂后都倒过来帮助“三桓”说话，为此齐景公专门下令，禁止国人收受鲁国贿赂，但是禁令阻止不了贪欲，鲁人还是通过各种关系成功地贿赂了齐景公身边的嬖大夫梁丘据。梁丘据对齐景公说：“齐国群臣不愿意尽力侍奉鲁君，其实是有原因的。据我仔细观察，发现一个怪异的现象，但凡帮助鲁君的人都会莫名其妙地遇到灾祸：宋元公为鲁君去晋国说情，结果半道卒于曲棘；鲁大夫叔孙昭子积极辅佐鲁君复国，结果无疾而终。我怀疑鲁君可能是天数已尽或获罪于鬼神，帮助他的人也可能会受到牵连，所以群臣都不愿意为他卖力。”齐景公被他神神叨叨说得也起了疑心，他原本想亲自率师伐鲁的，后来临时改派齐大夫公子鉏帅师出征。其实此时齐军中已经有许多人都被鲁人收买了，因此他们毫无斗志，打仗如儿戏一般，鲁国勇士颜鸣居然能“三入齐师”而返。齐景公发起的这场伐鲁战役最后也毫无建树，不了了之。

同年秋，齐景公召集莒子、邾子、杞伯等在鄢陵举行会盟，商议伐鲁纳君事宜，然而到会的几个小国态度都不积极。齐景公此时意识到鲁昭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不仅诸侯各国不愿意出面帮助他，而且他在鲁国国内也不得人心，失去了根基。齐景公此后对鲁昭公渐渐冷淡下来，后来干脆就把他当做齐国的一个属大夫来对待，派人问候对他称齐景公为“主君”（齐、鲁两国国君地位相等，属大夫对别国国君提及本国国君应称“寡君”，只有对本国属大夫提及本国国君才称“主君”）。有一次，齐景公宴飨鲁昭公，开始他打算依照两国国君的宴飨礼仪，子家子不无讥讽地说道：“我国君主每天早晚都像一个齐国属大夫一样立于朝廷，所以干脆免去这些俗礼，大家直接喝酒吧。”齐景公巴不得如此，于是便不拘礼仪，放开喝酒。席间，齐景公让大夫家臣上前敬酒请安，接着又要把夫人请出来陪酒，这写举动都是严重违反春秋时期的宫廷礼仪的，子家子实在看不下去，便拉着鲁昭公一起退席了。

鲁昭公在齐国的境遇越来越差，他只好跑到晋国去寻求帮助。但是晋国此时也是政局动荡，国力衰败，根本无暇顾及别国事务，所以他连晋侯的面都没有见到。鲁昭公淹恤在外六、七年，不停地在齐、晋两国之间来回折腾，最后客死于晋国的乾侯。

鲁昭公之死，生动地折射了春秋末年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从鲁国国内的形势来看，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新兴阶级已经在政治上逐渐掌握政权，成为政治的主导力量。鲁昭公死后，晋国执政国卿赵简子曾不解地向晋国史官史鱼问道：“鲁国的季氏把国君驱逐出国，鲁国的百姓并不反对，反而对季氏表示臣服，诸侯各国也没有因此向季氏兴师问罪，继续与鲁国保持正常交往。鲁君客死异乡后，也没有人把罪责归到季氏身上，这是什么道理？”史鱼解释道：“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史鱼能够总结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深刻道理，确实是非常精辟的；从国际形势来看，此时周王朝的礼制秩序已经彻底崩坏，诸侯各国尔虞我诈，唯利是图，因此不会再有人为了维护周朝的分封秩序替鲁昭公出头了。齐、晋两国出于争霸的现实需要，开始都把鲁昭公作为一枚棋子，一旦他失去利用价值，他们便立刻把他无情地抛弃了。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郑国灭许，许国是晋国的附属国，因此晋国委托鲁国讨伐郑国。鲁国当时把持军政大权的是季氏的陪臣阳虎，此人权欲很重，包藏祸心，他为了讨好晋国，大举伐郑，途径卫国时也不借道，大队人马大摇大摆地从卫都的南门入，东门出，故意挑起事端，激怒卫君。这起鲁国与郑、卫两国的交恶事件虽然是由阳虎挑起的，但根子却在晋国。齐景公敏锐地从中捕捉到机遇，他立即派人与郑、卫两国联络，邀请他们共同建立反晋联盟。次年秋（公元前503年），齐景公与郑献公结盟于卫邑盐。原本卫灵公也要参加反晋结盟的，因为国内诸大夫害怕遭到晋国报复，反对与齐、郑结盟叛晋，因此他只好派人带信给齐景公，让他把参加会盟的卫大夫北宫结扣押起来，以武力来要挟卫国。齐景公依照约定，扣押了北宫结，并派兵驻扎在卫国边境，给卫国施加压力，不久卫国与齐国在卫邑沙订立了叛晋盟约。卫灵公为了统一国人思想，坚定叛晋决心，第二年在大夫王孙贾的导演下，他又亲自上演了一场苦肉计，进一步激发了国人的叛晋激情。

在齐景公的精心运作下，中原地区的几个主要诸侯国终于结成了统一的反晋联盟，他的复霸大业取得了重要进展。至此，横亘在齐景公心头的唯一郁结就是鲁国了。鲁国当权的阳虎也是一个强势人物，而且绝对听命于晋国，因此在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的一年时间里，齐、鲁两国相互征伐，战事连连。正月，鲁定公帅师伐齐，门于阳州；二月，鲁定公又帅师伐齐，攻打廪丘之郛；同年夏，齐国国夏、高张帅师伐鲁西鄙，晋士鞅、赵鞅帅师救援；同年秋，晋士鞅帅师伐郑，进而侵卫，鲁亦发兵侵卫，以呼应晋国。到了当年年底，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与齐国对抗的劲敌阳虎与鲁国“三桓”发生火并，失败后出逃阳关，次年又出逃齐国。

阳虎跑到齐国后，蛊惑齐景公道：“齐、鲁两国相互攻伐，相持不下，现在我可以帮助齐国攻打鲁国，只需发起三次进攻，就可以击溃鲁国。”齐景公知道阳虎带兵打仗很有一套，如果他能为己所用，肯定能战胜鲁国，因此打算让他帅师攻伐鲁国。齐大夫鲍文子则劝谏道：“鲁国目前政局稳定，上下和睦，近年来也没有遇到什么天灾，所以想要兼并鲁国并非易事。阳虎为人奸诈，贪婪无度，他做人的原则是‘亲富不亲仁’，为了财富，他可以抛弃一切仁义道德。他在鲁国时，开始是季氏的家臣，受到季氏的赏识而被重用，但他后来却忘恩负义，企图谋杀季氏，祸害鲁国。现在阳虎落难了，跑到齐国来避难，但是他贪婪的本性没有改变。君主肯定富于季氏，齐国也肯定大于鲁国，这些都是阳虎垂涎欲得的，如果我们轻信他的花言巧语，让他帅师伐鲁，齐军军力损耗过度，谁能保证他不会乘机作乱呢？所以君主千万不能信任这种不仁不义之人，应该立即将他驱逐出境。”鲍文子对阳虎的判断是正确的，阳货天生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如果齐景公重用他，齐国肯定被他搅得天翻地覆。齐景公后来听从了鲍文子的建议，将阳虎囚禁于西鄙。不久，阳虎潜逃晋国，投奔到赵鞅门下，为此孔子评论道：“赵氏其世有乱乎。”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国清除阳虎之后，孔子受到鲁定公的重用，齐、鲁两国的对峙局势有所缓和，订立会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年夏，齐景公与鲁定公在齐、鲁边境的夹谷举行会盟，孔子为会盟司仪。会盟前，齐大夫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知礼而无勇，如果我们在会盟时安排莱人（莱人为刚被齐国所灭的莱夷）劫持鲁侯，肯定能够得手。”这绝对是一个极其愚蠢的主意，诸侯会盟，采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失信诸侯，为人不齿，然而齐景公居然采纳了他的建议。由此可见，齐景公此时身边已经没有良臣了。后来，孔子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令甲兵斥退莱人，齐人的阴谋才未能得逞。齐、鲁两国最终订立了盟约。孔子通过据理力争，向齐国讨回了被侵占已久的汶阳之田。第二年，鲁国与郑国也订立盟约，并公开叛晋。经过齐景公的不解努力和多方斡旋，东方的几个大国——齐、鲁、郑、卫终于结成反晋联盟，各国奉齐国为盟主，齐景公的复霸事业达到了顶峰。

反晋联盟形成后，几乎每年都与晋国发生战争，有时一国单独行动，有时多国联合行动。为了协调分工合作，联盟各国还经常举行会盟。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齐、卫两国屯兵于郹氏（今山东钜野县附近），派精兵进军到晋国的河内（今河南汲县一带），齐景公与卫灵公同乘一辆战车，披甲飞奔，威武得很。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晋国卿家因争田而发生内乱，范氏和中行氏出奔朝歌，齐景公打算乘乱攻伐晋国，与鲁定公、卫灵公等人在牵举行会盟，商议发兵救援范氏和中行氏，讨伐晋国事宜。同年秋，齐景公又与宋公会盟于洮，谋救范氏。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齐景公与卫灵公会盟于遽挐。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齐景公和卫灵公为救援晋国范氏和中行氏，帅师围攻晋邑五鹿。同年秋，齐、鲁、卫等国联合北方的献虞人共同举兵伐晋，取晋邑棘蒲。正当反晋联盟起势之时，鲁定公、卫灵公在三年之内相继去世，齐景公不久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复霸事业也戛然而止。

四、

齐景公生活在一个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他本人也是一个各种矛盾交织的综合体。在政治上，他志向远大，积极进取；但在生活上，他贪图享受，骄奢淫逸。根据治国和乐身的不同需求，他身边始终聚集了两种人，一种是以晏婴、陈文子等人为代表的忠臣，一种是以梁丘据、裔款等人为代表的佞臣。

在众多忠臣之中，晏婴对齐景公的影响最大，他曾多次向齐景公进谏，齐景公也能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在内政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改革，改善了民生，发展了生产，使得齐国国力有所增强。

齐景公与晏婴虽然是君臣关系，但平时更像是师友关系，齐景公非常敬重晏婴，有时心中有烦恼也会主动向他倾述，而晏婴总是不失时机地给他一些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有一次，晏婴陪齐景公登伯寝之台，遥望远处齐国的山河，齐景公喟然叹息道：“齐国如此壮美的山河，今后不知落入谁的手中？”晏婴不紧不慢地答道：“估计会落入陈（田）氏手中。”齐景公诧异地问道：“齐国明明是姜姓的天下，怎么会落入陈氏手中呢？”晏婴仍然不紧不慢地道出其中的原委。当时齐国公族生活奢靡，荒淫无度，齐国百姓的税赋负担很重，“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因此遇到灾荒之年，国中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而陈氏则厚施于民，大斗贷出，小斗收回，山林鱼盐不加利，因此齐国百姓都称颂其德，争相归附，甚至齐都城内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讴乎，其已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陈氏）乎！”齐国公族对百姓“厚敛”，而陈氏对百姓“厚施”，百姓当然纷纷逃离公室，归附陈氏。百姓都归附于陈氏了，齐国不就自然落入陈氏手中了吗？听到这里，齐景公不免伤感起来，他哀叹道：“姜姓有国而陈氏代之，岂不可悲！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此时，晏婴及时向他提出了进行内政改革的建议：“君何患焉？若君欲夺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民将归君，则虽有十田成氏（陈氏），其如君何？”晏婴的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尚贤，即广纳贤才，广进言路，疏远小人；二是宽刑，即废除严刑酷法，仁惠爱民；三是赈贫，即赈济贫困孤独，与民休养生息。总体要求是宽政惠民，笼络人心。这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的记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稍有不同，晏婴着重强调的发挥礼治的作用：“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这段话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颇为相似，表面上强调的是发挥礼治的作用来规范和调节各种人际关系，但实际上则是明确针对日益坐大的陈氏集团，他提醒齐景公对于陈氏收买人心的做法要倍加关注，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

齐景公亲政之初，齐国刑罚苛繁，民多患之，晏婴就以齐景公为他更换住宅为契机，道出了市场上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踊贵屦贱”。齐景公不解地问道：“为何踊贵屦贱？”晏婴答道：“刑多罚滥。”齐景公闻此言后大惊失色，追问道：“难道是我太残暴了吗？”随即他便宣布在国内减除五种刑罚（并见《左传·昭公三年》、《韩非子·难二》）。

有一年，齐景公患疟疾，久治不愈，各国前来问候的使者议论纷纷，嬖大夫梁丘据和裔款向齐景公进谗言道：“我们每次祭祀祖先，祭品丰盛，礼仪隆重，毕恭毕敬，但主公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各国使者纷纷猜测，以为主公不敬鬼神，其实这都是祝官和史官的责任，因此君主应该诛杀祝官固和史官囂，昭告天下，以正视听。”齐景公觉得他们的话很有道理，便去征询晏婴的意见，晏婴对梁丘据和裔款蛊惑国君，嫁祸于人的谬论严加驳斥，他认为“鬼神不飨其国”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国君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失修其德。他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蜇，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晏婴指出，国君不修其德，暴虐其民，百姓困苦不堪，必然会在心中发出诅咒。祝史之官即便口齿伶俐，日日不停地祝愿国君安康，但怎能敌过齐国上下亿兆人的诅咒。因此国君与其妄听谗言，嫁祸于人，诛杀祝史，不如勤修其德，宽惠爱民，让国人由衷地发出赞颂之声。晏婴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他根本不给齐景公留有情面，但是齐景公却能够从善如流，认真接受晏婴的建议，立即下令实施宽政，取消各种与民争利的税关，废除山林鱼盐禁令，减轻国人税赋，并自我罪责，这充分体现了他雍容大度的开明风范。

齐景公好田猎出游，梁丘据、裔款等人则投其所好，纵容无度，他们甚至怂恿齐景公下达“言归者死”的禁令，以至于经常耽误军国大事（《韩非子·十过》）。有一次，齐景公田猎归来，兴致颇高，晏婴与他谈论公务，他却心不在焉，此时恰好梁丘据进来，齐景公就有意对晏婴说：“看来只有梁丘据最能顺从我的心思，他和我相处是最和谐的。”晏婴又借题发挥，引经据典，大谈“和”与“同”的关系，目的就是提醒齐景公要疏远那些阿谀奉承的佞臣，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只会屈意顺从，于治国安邦毫无益处。

在春秋史上，齐景公是一位善于听取批评意见，并能够认真采纳不同意见的开明国君，因此他身边的晏婴、陈文子、鲍文子、颜涿聚等人都敢于犯颜进谏，言无不尽。齐景公对他们非常倚重，与他们相处也受益颇多，因此晏婴临终时，他正在海边出游，快马来报，他遽然惊起，立即让人准备最好的驾乘和最好的御者，匆匆上路，赶回国都临淄。车行没多远，他嫌御者太慢，夺过马辔来亲自驾驭。又行没多远，他又嫌马太慢，干脆跳下车来，徒步前行。这些细节生动地反映了他与晏婴之间的师友之情以及晏婴临终前他迫切再见一面的急切心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齐景公与孔子也有过交往，但孔子对他似乎不太认可。《史记·孔子世家》中载，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时年三十，当时在鲁国已经小有名气。齐景公和晏婴访问鲁国，曾与孔子相见，齐景公问孔子道：“秦穆公当政时，秦国国小地偏，却能够称霸诸侯，是何原因？”孔子答道：“秦国虽小，但志向远大，地处偏远，但行为中正。最为关键的是秦穆公善于用人，百里奚出身卑贱，秦穆公与他纵论天下大事和治国方略三天三夜，然后委以重任，授之以政。秦穆公有这样的视野和胸襟，称霸诸侯是必然的，称王天下也不为过。”齐景公听了大受启发。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时年三十五，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出奔齐国，孔子也避乱于齐，因为一时找不到事情，他只好给齐国国卿高昭子当家臣。后来孔子通过关系找到了齐景公，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时之世，奴隶制的宗法秩序彻底崩坏，无论在鲁国还是在齐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相当普遍，比比皆是，已经严重危害到奴隶制的统治秩序，齐景公对此深感忧虑，他迫切需要寻找到一种应对良策。孔子提出的礼治观念，旨在维持奴隶制的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这种观念代表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因此受到了齐景公的赞赏和认同，连称“善哉”。但是以晏婴为代表的思想先进的政治家对孔子的礼治观念则进行了无情的驳斥，说他是“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他竭力劝阻齐景公不要采纳孔子的迂阔而不切实际的为政建议。客观而论，春秋末年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深刻变革，孔子的礼治观念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显然是行不通的。

在政治立场上，齐景公似乎更倾向于孔子，因此他曾打算重用孔子，让他担任齐国国卿，位置相当于鲁国的季氏和孟氏之间。孔子在鲁国只不过是一个从大夫，齐景公将他一擢为国卿，虽然力度不及秦穆公的“起缧绁之中”，但也是礼遇很高了。后来因齐国诸大夫一致反对，齐景公最终无奈地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又返回鲁国。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夹谷会盟，齐景公与孔子作为对手又相遇了，这次较量，结果是齐景公落了下风，因此他对孔子又多了几分忌惮。此后孔子在鲁国受到重用，官至大司寇行摄相事，齐景公担心地对人说：“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齐大夫黎鉏则胸有成竹地对齐景公说：“君主不必担心，除去仲尼就如吹去毛耳一样简单。我们只需派人到鲁国放风，说仲尼的坏话，久而久之，鲁公就会对他产生怀疑。如果这一招不奏效，我们可以给鲁公和季氏多送一些美女和珠宝，让他们沉溺于游乐之中，懈怠政事。仲尼必定全力进谏，屡谏不听，他在鲁国就待不下去了。”齐景公如计实施，孔子果然不见重用，后来只好失落地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去了（并见《世家·孔子世家》、《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

齐景公到了晚年，随着晏婴等人相继去世，他的进取之心日益衰退。意志逐渐消沉，他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贪图享乐，疏于理政。国君晚年立嗣，是维持政权顺利交替的一件大事，但他却迟迟不定，令人担忧。齐景公原配夫人燕姬原本生有一子，但早年夭折。在群公子中，鬻姒之子公子荼比较得宠，但却不符合嫡庶长幼的立嗣礼制。齐国诸大夫担心齐景公不顾礼制，立公子荼为嗣，为以后群公子争权埋下祸根，因此建议他尽早立嗣，安定人心，可是他却说：“你们瞎操什么心，当下先好好享受，到时候还怕没有国君吗？”他病重时，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公子荼为嗣，置群公子于莱。他死后，群公子果然为争夺君位而发生内乱，最终导致田氏代齐。

齐景公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亲身经历了春秋末年的许多重要事件，比如弭兵大会、召陵之盟、崔杼之乱、阳虎之乱等，他与当时的许多贤士关系密切，亦师亦友，如晏婴、陈文子、孔子、叔向等。然而后人对他却不太关注，学界也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他，原因是他终其一生竟没能干成一件对历史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来。话又回到了老套路上：时势造就英雄。如果生不逢时，即便个人再努力，也难掀起大浪。

参考资料：

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至哀公五年；

二、《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滕文公章句下》等；

三、《韩非子》：《十过》、《内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左上》、《难二》、《难三》、《难四》等；

四、《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世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