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寕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王孙贾，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卫灵公时主掌军旅事务，连年率军征伐，调度有方，颇有声名。有人说他原本是周人，后到卫国入仕，虽治军有方，但难以受到重用。

史书中关于王孙贾的记载仅见《左传·定公八年》“晋师将盟卫侯于鄟泽”那段文字中。当时卫灵公正在秘密谋划联齐叛晋，晋人风闻此事后派赵鞅率军驻扎在卫邑鄟泽，炫耀武力，威慑卫国。卫灵公依约前往会盟，王孙贾随行。会盟时晋人蛮横无礼，滋生事端，激怒了卫灵公，王孙贾及时上前劝止，他说：“盟以信礼也。有如卫君，其敢不唯礼是事，而受此盟也？”意思是说，两国会盟是一件非常严肃庄重的事情，会盟程序必须符合礼仪规范，会盟内容才能信诺遵守。如果晋人无视会盟礼仪，傲慢无礼，那么盟誓也就成了不具任何约束力的一纸空文。在卫灵公情绪冲动时，王孙贾审时度势，及时劝阻，避免了一场无谓的冲突，也保全了卫国叛晋的大计。

 鄟泽会盟，卫灵公受到了晋人羞辱，因而愈加坚定了叛晋的决心，但是卫国诸大夫对此则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叛晋后会遭到报复。正在卫灵公左右为难之际，王孙贾提出了一个激将之计，他让卫灵公暂时不要返回卫都，先在城郊驻扎下来，诸大夫前来打探消息，卫灵公就把自己受辱于晋的情况告诉他们，最后他悲愤地说：“寡人有辱社稷，请诸位改卜另立新君，寡人无所不从。”诸大夫见卫灵公意欲退位，一时没了主张，国家危难之际，临时更换国君，必然会导致内乱，他们左商量右商量，实在没有更好办法，最后只好同意卫国叛晋。诸大夫的意见统一了，王孙贾觉得还需进一步发动国人，动员更多的力量，他说：“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他要求全国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要做好准备，随时应对晋国入侵。卫灵公返回卫都后，立即召开国人大会。受卫灵公的委托，由王孙贾向国人进行叛晋动员，他大声问道：“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如何矣？”这种铿锵有力的短句式是极富煽动性的，国人的反叛情绪完全被激发了，众人高呼道：“五伐我，犹可以能战。”此时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奋，经过王孙贾精心策划，卫灵公的叛晋计划迅速得到了诸大夫和国人的支持，于是卫国正式宣布叛晋。

实施联齐叛晋计划，对于卫国未来的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对于中原诸侯各国的争霸格局影响也是巨大的（参见《卫灵公》篇）。在整个计划策划和实施的过程中，王孙贾精心谋划，巧妙实施，把握大局，稳步推进，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孙贾与孔子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密切的，孔子对他评价也颇高，认为他才干出众，“军旅之事”完全可以独当一面，无人能够替代，所以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委婉地回答道：“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卫国已有王孙贾治军旅，卫灵公何必再多此一问？其实仔细推敲“卫灵公问阵”之事，就能发现其中的蹊跷：王孙贾长于治军旅，卫灵公却要向长于“俎豆之事”的孔子请教“军旅之事”，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卫灵公已经不信任王孙贾了；二是卫灵公根本就没打算任用孔子。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他们关于“媚于奥”和“媚于灶”的对话了。

王孙贾和孔子的这段对话虽然没有确切时间，但从孔子“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回答来推断，应该是在他即将离开卫国返回鲁国之前。孔子前后两次到卫国求仕，但一直未能受到重用，心灰意冷之际，老友王孙贾前来探望，几杯冷酒下肚，满腹悲愤难诉，惺惺相惜，王孙贾隐晦地提示他道：“与其媚于奥，寕媚于灶，何谓也？”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成语，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奥”是位于室内西南方的主神，虽然地位尊贵，高高在上，但未必能解决实际问题；“灶”是主饮食之事的灶神，虽然地位卑微，但当权实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奥”进一步隐喻为国君（卫灵公），“灶”进一步隐喻为国君身边的权臣（南子、弥子瑕等人）。王孙贾见孔子郁郁不得志，便善意地提醒他要多与国君身边的权臣（“灶”）交结，这些人的权力很大，有时比巴结国君（“奥”）还管用。不过此时孔子去意已决，所以他悲观地说：“如果得罪了上天，求谁都没用！”

关于“奥”和“灶”的隐喻还有多种解释，但是我不想掉书袋，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所以在还原这段历史时省略了所有枝枝蔓蔓的考据与分析，我只需准确把握人物的角色规定和情景规定，然后让历史事件沿着符合逻辑的方向演绎下去，最终结果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还原一段历史，结果看起来很简单，但过程有时比一道复杂的数学求证题繁复得多，一点儿也不简单！

参考资料：

《左传》定公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