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苏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一百多户人家，一半以上都是不出五服的亲戚，所以村里小伙娶亲都娶外村的，姑娘嫁人也都嫁外村的。

我是高考以后离开家乡的，之后就一直在省城南京学习和工作。在家乡人眼里，我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每次返乡，父亲总要给我招揽各种各样的事情，村上的远近亲邻一拨接一拨地拎着土特产来找我“说事”，有咨询子女高考或毕业找工作的，有联系买家或卖家业务的，也有打听各种买卖行情的，还有不为别的，就是告诉我他家什么人也在省城工作，让有空我和他（她）联系。几乎所有与我“说事”的亲邻见面后都要先告诉我，他是我什么人的什么人，因此他和我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有时父亲也会在一旁帮助确认，我对此只能唯唯诺诺，因为我确实闹不清许多七拐八绕的亲戚关系。我每次就像一个坐堂的老中医一样，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各种各样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不论我知或不知、懂或不懂、能或不能。我感觉这一切都是由父亲统一指挥调度的，他每次总是拿一张小凳子坐在门口，依次安排亲邻与我见面，如果遇到有人不好意思开口，他就会大声地说：“没事儿的！你有事就直接和你姨侄儿说嘛！”父亲在村里人缘很好，为人正直、热情，就是有点儿爱吹牛，说大话，为此我曾说过他几次，要他以后别老在村里揽事，让我为难。他却不置可否。

大前年父亲去世了，但我每次返乡，亲邻们还会来找我“说事”。由于没有父亲在现场指挥调度，他们显得有点儿拘谨和生分，进门就疑疑惑惑的，说话嗫嚅不清，也不再牵扯“什么人的什么人”了，每当说完一段话后总要加一句“请你”，这是我们家乡方言中极为恭敬的一种表述习惯。我也是例行公事地回答各类问题，然后礼貌地送走他们，不过我感觉在我与他们之间缺少了一点儿东西。有一次，我送走了最后一位亲邻后，母亲在我身边轻声地说了两句话：“不能帮助人家，就陪人家多说说话。”

晚上，我躺在床上细细地回味母亲的话，突然感到心被刺痛了。我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长期生活在嘈杂浮躁的城市环境里，已经无法体会到乡间简单质朴的亲情了。在乡间，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建立在这种亲情之上的，每次村里的亲邻来找我“说事”，其实他们并不奢望我能给予多少帮助，也没有像城里人想象的那样功利，现在村里已经配备一名大学生村官，许多问题大学生村官比我回答得更加清楚，但他们仍然要找我“说事”，因为他们认定我与他们之间有亲情关系，所以更愿意相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这种亲情关系是根深蒂固的，无法取代的，如果这种亲情关系不复存在或不注意维系，他们就不会再来找你“说事”了——这正是母亲所担忧的。

第二天，我对来“说事”的亲邻们不再态度生硬地就事论事了，我尽量陪他们多说说话，拉拉家常，我不仅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且把我对事情的理解和判断告诉他们，有时甚至还调侃他们几句，让他们感得亲情犹在。他们慢慢不再拘谨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我感觉我又找到了我们之间的那种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