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曾为住房狂

很小的时候，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母亲，能为房子流下那么多的眼泪？

一次次，我听到母亲在睡梦中边哭边说：“我们这么小的房子，一家人怎么住得下吗？”这样的梦话，一直到现在，只要母亲生病，就能重温。

70年代，我们家的住的房子的确是小，那是一家工厂废弃的贮藏室，只有17平米。从陡峭的水泥楼梯上去，走进一个10平米的外间，门口斜摆着镶了镜子的穿衣柜，再往里走两步就是一张木床，用两个条凳一块木板搭起来的，晚上我和奶奶睡一头，爷爷睡另一头。里间更小，只有7平米，一张大床紧贴着三面墙满满当当地摆着，是父母和两个妹妹的床，床边一步之遥摆着一张旧木桌，抽屉都松动了,桌面沾着擦也擦不掉的黑褐色油污。奶奶就在楼梯间做饭，有一天楼梯上的灰掉进一锅炒热的剩白菜里去了,我高兴得够呛,以为可以不吃昨天的剩菜了。谁知奶奶把灰拈出来,接着吃。因为住在工厂，我晚上就在车间里玩，一次摔跤头磕在机床上了，鼓一个大包，好几天才消。

晚上，我经常听到母亲和父亲在那里商量，该如何哭诉才能让领导感动，给我们家分一套住房。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那里演习：“这么小的房子，我们一家三代七口人，怎么住得下吗？”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也陪在旁边掉眼泪，心里幻想我们三姐妹能一眨眼就长大，离开这个蜗牛的家，不让母亲这么为房子揪心。

80年代，母亲为了能分到住房，放弃了有提拔机会的工作，调动了单位。原来父母在一个单位，那的领导真是铁石心肠，怎么哭都没用，每次分房放榜都没有我妈的名字。母亲刚到新单位艰难地适应环境，父亲却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分到福利房了。这次是一间30多平米的老里弄住房，屋外里过道漆黑，屋内的墙壁上石灰剥落。勤劳手巧的父亲用木板在大房隔出了一间卧室和一间阁楼。爷爷奶奶睡客厅，我们三姐妹住阁楼，父母住卧室。这样尴尬狭小的空间，使得父母关系不和谐，经常吵架。我曾经在战火纷飞中，挖空心思写一篇作文，题为“愉快的一天”。我在学习时，妹妹却要看电视。晚上我要睡觉了，隔壁的神经病婆婆却在敲打隔着的木板墙，就这样，我勉强考上了大学。

我们的房子在三楼，楼道特别漆黑，通向3楼的楼梯就象野兽肚里的肠子,黑咕咙咚的,而且很陡峭。我们姐妹都练就了闭眼下楼梯的特异功能，穿着硬塑胶底黑绒面的懒汉布鞋，在伸手不见五指，弯弯曲曲的，梯级宽窄高低不一的楼道里脚下生风，转瞬之间,已经从3楼下到一楼了。边下楼还边欢快地唱着: “年青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但是这楼梯对于小脚的奶奶来说，就有些难下了。尽管奶奶记下了每段楼梯的级数，她还是在一次下楼时把手摔骨折了。
   90年代，母亲在新单位干得比较出色，终于获得了分房的机会。母亲的理论是，这家新单位是建筑设计院，做房子的，还能没房子住？母亲真有远见！我们家终于分到了100平米两室一厅的住房。这时我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父母熬到年过半百，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卧室，不再吵架了。我想，他们老都老了，也吵不动了。我以为母亲不再会为房子而苦恼了。可是，她看到别人家都装修得很漂亮，而我们家里地上墙上都刷的油漆，家里也用的旧家具，很寒酸，她心理又不平衡了。

98年，福利分房彻底终结。99年，母亲买断了房子的产权，放心大胆地装修自己的住房。她不辞辛劳地跑前跑后，买各种装修材料，我们家地上终于铺上瓷砖了。这时候，我不识时务地嫁给了一个县城部队的农家子弟，只要他回家探亲，就只好让他自己住阳台。

母亲又开始为我的房子操心着急。好在表哥借给我们一间地下室住，又黑又潮。一下雨，家里就水漫金山。一次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家里的小凳子漂在水中，只好把父母姊妹都叫来抗洪抢险，用脸盆和水桶往外舀水。母亲感慨到，诺大的武汉，怎么就没有你们的安身之地啊！

2008年，我们单位建起了集资房，在母亲的支持下，我们购买了面积最大的一套160多平米四室两厅的住房。先生已经转业进城，我也是海归的博士，把家里装修得非常漂亮。我母亲没事就到我家来看看，坐坐红木沙发，踩踩实木地板，摸摸雅致的墙布。我想，她到底是来看女儿和外孙呢，还是来看这房子呢？

我就想不明白，母亲，一个六十年代大学生，书香门第出身的大家闺秀，怎么就没有别的爱好，比如文学、比如旅游什么的，一辈子对房子这么狂热呢？忘了交代一句了，我母亲是学土木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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