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启东法院对一起扒窃犯罪案件进行了宣判，被告人施某在启东近海镇农资店，趁被害人李某坐在该农资店门口的磅秤上修理喷雾器之机，用衣服搭在手臂挡住他人视线，从李上衣口袋窃得一黄色手机袋，内有现金人民币75.1元，在离开时被李发现，逃跑过程中被巡逻民警抓获。经价格鉴定，该手机袋价值人民币1元。最后，一审以盗窃罪判处施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

这起案件是《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启东法院判决的首例扒窃类盗窃案件。而在此之前，各地法院已经有很多案例，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周永坤教授在其博文《<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顿号的解读与正确使用》中谈到三个案例：1. 7月13日上午8时许，刘某来到（镇江?）南门菜市场内，趁被害人林某不注意，将其手上拎袋内的钱包窃走，内有现金20元及旧式黑色三星牌手机一只，合计价值人民币95元。刘某已被检方批捕。2. 6月15日凌晨3时许，犯罪嫌疑人来到某出租房，欲用菜刀撬开房门，被房客发现，黄某闻声而逃，房客及邻居将其抓获。6月22日，黄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检察院批捕。3. 7月14日，浙江路桥男子吴鹏仔因乘乱从挤公交的老人口袋摸得了26元钱，被法院依法认定构成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盗窃罪由结果犯向行为犯的转化源于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修正，即“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被告人施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扒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盗窃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由此便引发了“扒窃入刑”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扒窃行为一般是近距离或贴身接触被害人身体，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扒窃行为大多发生在公共场合，小偷三五成伙，公然行窃，很多旁观群众担心遭到报复，往往敢怒不敢言，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败坏社会风气；窃者多系无业人员，多是以扒窃为生具备一定犯罪技能的惯犯，且长期“操练”，主观恶性较大，故扒窃入刑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反对者则认为，“扒窃入刑”导致很多悖论，如职务侵占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万元入罪、十万元以上才五年以上；诈骗罪目前要接近一万才追究刑事责任，导致很多打工族被骗几千元报案无门。很多所谓的职务侵占实质上是扩大化的盗窃，“扒窃入刑” 存在明显的不公正。周永坤教授给出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他认为“修八”中关于扒窃问题的顿号应作限制解释，即只有携带凶器扒窃的才入刑。对此，笔者不能认同，顿号的理解涉及到立法技术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会低级到如此地步，很显然，这里的顿号表明，扒窃与入户盗窃等属于并列关系，只要构成扒窃，一律入刑，其理由就是前述支持者的观点。

问题是，如同“醉驾入刑”一样，对“扒窃入刑”的正当性、合法性，有充足的质疑理由，实务操作也有很多隐忧。其一，“扒窃入刑”实质上是“严打”思维的产物。而严打本质上是一种政策需要，不符合法治精神。“扒窃入刑”恰恰反映了“严打”的非法治思维，也就是根据社会治安状况，选择典型事件和突出情况进行重点打击，而对该种行为本质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在所不问。其二，与刑法总则“但书”的规定存在冲突。但书规定，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很多扒窃行为对公共安全构不成实质上的威胁，尤其是一些初次扒窃的行为，原来只要治安处罚即可，如今一律入罪，似乎与但书规定相冲突。其三，“扒窃入刑”扩大了打击面，有“暴政”之嫌。“扒窃入刑”会导致“零数额”盗窃犯罪案例的出现，在原有刑法关于“一年内盗窃三次即入罪”的规定前提下，首次扒窃（包括未遂）即处以刑罚，未免太过严苛。正如田文昌教授所言，“扒窃入刑”罪犯服刑结束后，对社会的抵触情绪反而会增加，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地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扒窃需要打击，但是最好不轻易动用刑法，应该把握宽严相济的原则，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结合好。其四，“扒窃入刑”会导致罪与罪之间、罪与刑之间的严重失衡。对扒窃如此严苛的处罚，不但与其他谋财罪（例如贪污受贿、走私）的处罚相较，就是与其他盗窃罪相较，也是严重失衡的。其五，延伸开来说，如同“醉驾入刑”一样，“扒窃入刑”会使罪犯成倍增长，监所的压力也会成倍增加。

总而言之，就笔者之理解，“扒窃入刑”明显带有“阶段性打击”的印迹，与刑事法治的罪刑相当原则相悖，实际上是刑事法治的退步，尽管可能在一个阶段有所成效，但从长远来看，是有害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