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桐城，暖阳斜照。这条以礼让闻名的六尺巷，树影斑驳，卵石光润。漫步此处，不免怀想起历史深处的父子两相国，以及他们拥有的君子情怀和礼让气度。

　　桐城张英、张廷玉是清朝有名的父子两相国。直到今天，家乡人还亲切地喊他们“老宰相”和“小宰相”。

　　据《桐城县志略》记载，宰相家人与邻里吴家因宅地发生纠纷，老宰相张英回复书信，主动让出三尺，吴家被感动，也让出三尺，这便是著名的六尺巷的由来。张英的礼让气度，深深地影响了后辈。若干年后，张廷玉也身为大学士，当得知儿子张若霭殿试获一甲第三名时，毅然向雍正帝请辞，说：“这鼎甲三名，虽然拔于三百余人之中，却实在是十数万天下士子想望而不可得的”，由此可见，宰相的心胸是何等宽广，其君子之德是何等的令人感怀……

　　“调梅良弼”为苍生

    张廷玉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年，他二十九岁。三年后庶吉士散馆，以满书一等第一的优异成绩，授职检讨。从此在翰林院中勤勉供职，直到升为内阁学士，又出为刑部、吏部侍郎及礼部、户部尚书，再担任了二十三年的大学士（相国），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退休，为官近五十年。

　　人们在谈论张廷玉时，常会提及清朝军机处的创设和奏折文秘制度的完善等，其他方面却淹没无闻。这一方面是张廷玉身处内阁，施政思想都体现在决策谋划中，难为外界知悉；另一方面，张廷玉始终谨言慎行，从不张扬，从不居功自傲和张显自己。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从史料中，读到他在康雍乾三朝，展现出的关注民生、明辨是非、敢于谏言的真实一面。

　　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康熙帝获知山东发生两千余人劫夺村庄盐店的大案，即命张廷玉同都统陶赖、内阁学士登德前往济南，严审治罪。这时张廷玉刚刚升任刑部左侍郎不过半年，对这样的重任颇感不安，担心不能称职，加上同事二人都是初交，怕有意见相左、猜疑掣肘。好在张廷玉途中对二人以诚信相交，抵达山东后，经过昼夜检阅卷案，他告诉同事，说：“这是盗案，并非叛案。”见到大家颇为不解，张廷玉说：“口供里的义勇王、飞腿将军，不过是市井混名，不足深究！”经过审讯，作盗案归结，除解送150余人外，未再查捕一人。一些官员不免替张廷玉捏把汗，担心未到案的数千人仍滋事生扰，使张廷玉蒙上处理不善的罪名。张廷玉则说：“如果为了避免隐患，就来滥杀无辜、草菅民命，这并不是刑律的本意。”张廷玉审结此案，往返仅一个月，办理结果令康熙帝非常满意，此后山东盗伙也暗中解散，未再生事。

　　张廷玉学识广博，办事效率极高，很快获得新执政的雍正帝信任。他的安抚江西、浙江等省棚民建议，为清廷采纳，使流民受惠，稳定了一方社会。雍正四年（1726年），张廷玉正式担任大学士，成为雍正帝的左膀右臂。雍正帝曾在赐诗中称赞他“大政资经书，吁谟待讨论”，希望他“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又赐以御书“调梅良弼”四大字，其辅政之功可见一斑。而他也敢于力排众议，据实直言。雍正十年（1732年），山东省有欠粮不完的士绅，照例应当褫革，众官都说：“不革的话，没办法警示众人。”张廷玉却进言：“山东连年荒歉，情有可原，能否宽限一年？等明年还不完粮，再来议处，以昭示法外之恩。”雍正帝遂降宽限三年之旨，此次得免的进士、举人、贡生等读书人共1497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刑部清查案件，释放了二百余人。张廷玉由此发现，刑部对锁送的人犯，不论是否奏闻，不论情节轻重，一律收监候审，以致被狱卒欺凌、吏胥讹诈，乃至屈死狱中，苦不堪言。为此，他上奏建议革除滥禁之弊，对于刑部引用律例含混简略、避重就轻、避轻就重的，应令都察院、大理寺驳查改正，以避免司员营私、吏书高下其手；如果院、寺也蒙混疏忽，一经发觉，则将院、寺官员一并加以处分。经过九卿讨论，张廷玉建议全部得到推行，一举消除了刑部弊政。

　　张廷玉担任过乾隆帝的老师。这位新皇帝刚继位时，才二十多岁，血气方刚，亟图新政。一些官员暗察于此，常投其所好，提出一些看似新颖、却无法施行的主张。而此时的张廷玉，日见老迈，在新皇帝看来，似乎过于保守，仅仅是一老实人。加上乾隆六年（174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提出张廷玉亲族居官人多、应予裁抑，张廷玉在朝中不得不尽量避嫌，更加如履薄冰。但对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张廷玉却不能含糊，哪怕不得新皇帝的欢心，哪怕遭到朝中新派官员的排挤。乾隆七年（1742年），刑部侍郎盛安请行限田之法。张廷玉心知其弊，赶紧上奏《罢限田议》，指出此议将给百姓带来的危害，并在廷议中动色力争，他说：“田如何准确分为好差？以多少田为限？各地风土互异、贫富不一，非清查不知。如果查，就会骚扰百姓，胥吏也会乘机讹诈，改户移名、互相告讦的事情将会越来越多。”乾隆帝虽未全面实行这项政策，但仍对限田之议颇感兴趣，在淮安府加以试行，直至一年后因“名虽正而难行”，不得不予以取消。于此，我们更见耿耿老臣之节。

    系心桑梓偿夙愿

    张廷玉虽然生在京师，但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随父亲张英请假归乡起，就基本生活在桐城，直至走上仕途。

　　故乡城南的五亩园宅第、龙眠的山色烟霞、松湖的渔舟唱晚，都是那么的熟悉亲切。张廷玉在后来繁忙的公务间暇，还写了《忆江南十八首》，一口气细述了桐城十八处故地，寄怀思乡之情。如其十六云：“江南忆，最忆是松湖，万顷波光明似镜，三秋秔稻白如珠，耕钓总堪娱。”

　　桐城的俊才荟萃、诗文流韵，让他获益良多。父亲张英为他选择的两位业师，都是同乡学识淹通之人。一者刘辉祖，明末状元刘若宰之孙，与张廷玉兄弟诗文往来甚多，后来在江南乡试中一举夺魁。一者倪浑，明朝南太仆正卿倪应眷曾孙，处州知府倪祚善孙，屡试不中，耕读以自娱。张廷玉在花甲之年，为《倪氏宗谱》作序，还深情回忆道：“惟伯醇先生，予兄弟曾执经而事之者也。”

　　方苞是桐城派的巨擘，长张廷玉数岁。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张廷玉十八岁时和方苞初识于安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方苞始入直南书房，和张廷玉共事，两人更加相熟，交好终生。方苞秉性耿直，对他人的缺点常常当面指出，直言无隐，所以很多同僚都难以接受，连亲近的人也暗地里觉得方苞迂腐。但张廷玉却深知方苞为人，觉得方苞虽然面指他人之过，却也严于律己，表里如一。张廷玉曾应方苞之请，为其跋书法作品《韩昌黎五箴》，其中对两人友情评价道：“与余交自癸巳，至今凡十有七年，常以天下之公义、古贤之大节相砥淬，而未尝一及于私。”可谓是知己之言。

　　张廷玉对家乡的热爱，更在于他的身体力行、赈济纡困。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秋，父母双双离世，张廷玉在悲痛中回乡奔丧之时，正值东乡陈家洲（今属枞阳县）遭受水灾，贫民困苦，赴县城觅食者甚众。张廷玉即与弟侄辈及乡人好义者商定赈恤之计，并施药以济病，受惠者良多。即使是身居高位，他也不忘乡情。雍正十三年（1735年），他在为《陈洲刘氏宗谱》作序中表露心迹：“余久宦京师，时时系心桑梓。凡里中近状，每令达之邮筒，以备省览。”乾隆四年（1739年）三月，他闻知故乡米价昂贵、穷民乏食，便寄信回桐城，将庄租减价平粜，以济乡人。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间，故乡来信反映岁欠米贵、贫民乏食。他立即寄信回乡，捐一千石仓谷，并嘱弟侄辈实心成此善举。

　　当然，更令乡人称颂至今的，是张廷玉捐资修筑“良弼桥”之举。桐城沿山溪为城，城东门为当时的七省要道，每次山洪爆发，木桥就会被冲毁，百姓及驿使、商贾便阻绝不得渡。张廷玉年幼时，便立下志愿，希望将来修石桥以利行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对张廷玉赐金万两，作为赐祭张英费用。祀事举办后，还剩下一半的赐金。张廷玉便全部捐出，修筑东门石桥，以“广君恩、惠行旅而慰夙愿”。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石桥建成，乡人感戴张廷玉之德，命名为“良弼桥”，取雍正帝赐书“调梅良弼”之意。张廷玉获知后，不以为功，写下了《良弼桥记》，详述建桥始末及众人辛劳，并称“兹桥之成，非予一人力也”。如今，“良弼桥”几经修缮，依然伫立在桐城东作门外。特别是2012年12月，在桐城龙眠河上游防洪工程建设工地上，还出土了乾隆二年桐城乡人记录张廷玉建桥功德的石碑。碑文中热情地期待：“他日公继文端公（即张英）予告还乡，乡之士大夫、父老子弟迎拜于此桥。公必顾而乐之，间与乡人啸歌燕喜于其间，盛事高风，殆过木桥平泉远矣。”

　　读此乡情浓郁的文字，令人不禁生出怀古之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