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若干例子如下：

     例子1，贵州瓮安事件，舆论称死者被轮奸被杀，凶手是县领导的亲戚等等。很多现场的记者立即开始义愤填膺，并迅速发回报道……仇官心态……（请若干记者检查自己当初的报道）。

   例2，湖北石首事件。有报道称自杀者是被酒店的人逼死的，酒店里有公安领导入股等等。这些虚假报道导致谣言进一步升温。无条件仇官心态下，任何官方的解释，都被认为是黑幕……

   例3，杭州飙车案主犯身份作假风波，在肇事者被宣判之后，有报道称这个人系巨资买来的冒名顶罪者等等，并引得无数记者不远千里去“打假”，仇富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4，邓玉娇案，北京律师两次现场表演的闹剧，居然让无数记者顿时“热血沸腾”。试图以鲜血洗去社会不公的心理，让人担忧 。

  例5，成都三轮车夫当街打死女大学生村官，成都晚报某记者称围观者袖手旁观……引发群情激奋，最后监控录像证明，这个所谓的袖手旁观，仅仅是该记者想象出来的噱头。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缺失的问题了。

 例6，贵州枪案中，记者报道称，该警察先后抵着死者的头部开枪，并朝第三个人的腰部扣动了扳机……那基本用的就是形容日本法西斯的笔调，民间顿时杀声震天……

 ……

  太多了。用句最简单的话，这些新闻事件的背后，我们往往只见通篇的质疑，不见精确的调查。即使是调查，也是走马观花，找两个所谓的目击者原文照录，没有任何核实的程序……

   就新闻采访，按照严格的新闻训练要求，对官方的话和群众的话，我们都不能一味相信。事实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

      1，官员经常习惯性地撒谎或者回避厉害关系。

      2，群众会根据自己的情绪，添加无数的细节和经过，表达对官员和强势群体的不满。

     其实，在采访中，揭穿官员是否撒谎很好办，因为官员之间的各种矛盾，会让他们做出撒谎决定的过程，轻易泄露。如果你知道怎么采访，怎么选择突破防线的话，其实很容易知道。面对重大的事件，当地政府一般要开会研究，而这样的研究过程，其实很难保密。简单地说，很多开会的官员，其实也对他们的领导可能有无数的意见。研究中是否决定掩盖事实，如何掩盖，以及有无掩盖，掌握起来并不复杂。

    还原现场细节，采访群众，是一个非常难的活。很少有人能准确地区分，群众究竟是在说真话还是假话。这需要大量的基层经验和社会经验的积累，并不厌其烦地核实每一个细节才可能过滤掉其中的虚假信息。但从很多的采访看见，这些所谓的细节信息，没有一个经得住推敲。更不用说很多记者采访时一般都只采访若干当事中的一方。

     如果中国有成熟的信息消费群，也还好说。但事实证明——几十年的奴化甚至是欺骗式的教育，导致全社会独立思考功能的缺失！

      以前，是官方的权威消息所向披靡，但若干年来，权威们长期透支信用导致威信消失后，记者无意中传播的谣言立即可以无坚不摧，在社会矛盾尖锐，官民对立情绪严重的现在，恶性事件背后的任何一次谣言，都可能导致事态迅速地恶化，如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一顿打砸抢之后，损失数千万。老百姓看似解恨了，其实，他们砸的是我们的纳税钱，并继续给了缺乏严格监管的政府采购者又一次腐败的机会。

    一个成熟的社会，首先需要的是公众对官方信息的蔑视和对新闻传播的漠视的成熟态度。我们需要用怀疑的态度对待一切信息，无论信息的来源是官方还是民间。在这个注意力日渐成为稀缺品的时代，信息要赢得注意力，就必须确保其长期的准确性，建立自己的口碑。但目前，官方信息就不说了，估计大家和我一样，都不怎么相信。但媒体中呢？中国除了少数报纸无论是从采访还是后期编辑都相对严谨，大多数信息？呵呵，我可以称自己是资深记者，我从来不看——至少，这个领域里的若干人，越来越表现得急功近利和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