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人在7400年前的天文观测活动
2500年前，孔子把收集到的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在一起，名之曰《书》，后世又称这部文献汇编为《书经》或《尚书》。在现存的《尚书》中第一篇文章是《尧典》，在《尧典》里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四颗恒星与历法的关系，故尔称之为“尧典四星”。《尧典》讨论的另外两个问题是治理洪水和寻找接班人。
所谓尧典四星何时有，不是说这些星星什么时候有的，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几亿年甚至几十亿年了；而是说古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观测这几颗星星的，因为这四颗星乃是标志四季更替的天文符号。对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来说，自古及今都是四季分明，因此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就要随着四季的交替而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预知春夏秋冬四季的来临，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以致上古时期四季的预告是要由最高统治者来颁布的，《尧典》记载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根据《尧典》记载，当时的天文历法官是羲和，他的工作是“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和有四个助手，羲仲的主要工作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意思是在日夜长度相等的时候，名叫“鸟”的恒星正好出现在夜空，这就是春分的节令，也是鸟兽交尾繁殖的季节，民众要及时把公的母的幼的鸟兽分别照顾好。
羲叔的工作是“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意思是在白天最长的时候，名叫“火”的恒星正好出现在夜空，这就是夏至的节令，鸟兽都在蜕去厚厚的毛绒，民众要把饲养的鸟兽迁移到凉爽的高地。
和仲的工作是“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跣”，意思是在夜晚与白天时间相同的时候，名叫“虚”的恒星正好出现在夜空，这就是秋分的节令，鸟兽长出了新的毛羽，民众要把饲养在高处的鸟兽迁移回平原的地方。
和叔的工作是“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奥，鸟兽绒毛”，意思是在白天最短的时候，名叫“昴”的恒星正好出现在夜空，这就是冬至的节令，鸟兽长满了厚茸茸的细毛，民众也要居住到保暖的深室之中。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帝尧时代，已经能够根据鸟、火、虚、昴四颗或四组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来判断四季的更替，并指导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在这里，“昴”星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星团，人肉眼能够看到其中的七颗亮星，俗称七姐妹星。“火”星指大火，又称心宿二，是夜空中非常明亮的一颗红色的恒星，长期受到中国古人的关注，《诗经》所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相当于阳历8月）大火星渐渐地远去的时候，炎热的夏季就结束了，人们应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
一般来说，人类对天空星星的观测，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最早观测的是天空中的亮星，以及那些能够移动的星星或发生变化的星星，它们包括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其中木星是行星里最亮的星，也是质量最大的星，金星、火星次之），若干特别明亮的恒星，例如大火星（天蝎星座）、昴星、叁星（猎户星座）、北斗星（大熊星座），以及彗星、流星、新星等等。
在尧典四星中，星火和星昴是亮星，星鸟和星虚是相对较暗的恒星。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观测较暗的恒星呢？当然是为了判断季节的需要。事实上，无论是从事牧业还是从事农业，仅仅知道夏季和冬季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春季和秋季的来临时间，因为对古人来说知道后者的时间更有利于提高生存质量。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观测活动中，很早就形成了二十八星宿观测体系（在春秋战国出土文物中就有二十八星宿的图案和名称），其中东方苍龙七宿的主星就是大火，南方朱雀七宿的主星就是星鸟，西方白虎七宿的主星就是昴星团，北方玄武七宿的主星就是星虚。由于尧典四星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二十八星宿密切相关，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甚至认为它们是同时起源的。不过，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应当是先有直观的尧典四星，后有更为复杂的二十八星宿体系。
在20世纪，中外学者曾经对二十八星宿究竟起源于中国，还是起源于印度或中亚地区，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并涉及到根据岁差原理判断尧典四星的观测年代问题。由于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问题，本文只引用具有代表性的竺可桢先生的观点。
《竺可桢文集》（注一）收录有相关的三篇文章，即《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二十八宿的起源》。竺可桢先生的主要观点是，二十八星宿起源于中国，根据岁差原理推算，鸟、火、虚三星的观测年代在西周初期（约3000年前），昴星的观测年代在帝尧以前（一般都指4000年前）。
1984年笔者在新加坡发表《试论尧典四星》一文（注二），该文指出，竺可桢先生所假设的若干先决条件（例如观测者的纬度、天黑后的什么时间进行观测等等）和天文学计算基本都是正确的和可行的；但是，竺可桢先生假设的条件之一“中星观测”是有问题的，而且也是未经科学讨论的。所谓中星观测，即在太阳落山之后，观测位于天顶（中天）的星星。
这是因为，除了中星观测之外，远古人们还曾经长期采用过偕日没、偕日出和对日望观测法。所谓偕日没观测，就是在太阳落山后，观测西方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所谓偕日出观测，就是在太阳出升之前，观测东方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所谓对日望观测，就是在太阳落山后，观测东方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前，观测西方地平线附近的星星。对比之下，中星观测的难度较大、精度较高，因此一般来说它的出现也要更迟一些。
那么，在中星观测之前，中国古人习惯于什么样的观测星星的方法呢？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一书（注三）中指出：“中国古代虽然昏星晨星并举，而大体着重昏星；西洋古代，则可以说完全注重晨星。”昏星观测包括昏东星（对日望）、昏中星、昏西星（偕日没），当以昏西星为最简洁，最易为远古人所掌握。事实上，中国人自古就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习惯，这种习惯会促使人们更注意观察太阳落山后，西方地平线上（高度大约在10到30度之间）的星星。
郑文光先生在《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注四）中，讨论了古书《夏小正》记载的四种常用的观星方法，它们分别是“则见”，指东方地平线上刚刚升起的恒星；“则伏”，指西方地平线上快要落下的恒星；“昏中”，指初昏时恒星在南方中天；“旦中”，指平旦时恒星在南方中天。郑文光先生指出：“这四种方法中，我认为则见、则伏是较昏中、旦中为早的。因为在还未产生仪器的古代，恒星的中天很难测得十分准确；而在地平线上，只要没有山岗、树木、房舍的遮掩，地平线本身就是一个现成的参照物。”
综上所述，笔者有理由认为尧典四星的观测更可能采用的是偕日没观测法。这样一来，由于偕日没观测法与中星观测法的观测角度相差大约60度，而岁差导致的恒星位移变化大约是72年一度。因此，根据竺可桢先生假设尧典四星为中星观测，所计算的观测年代在3000至4000年前；那么，在不改变竺可桢先生假设的其它条件的情况下，仅仅将尧典四星的观测方法修正为偕日没观测，其观测年代则应在7000至8000年前。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七八千年前，就能够根据四颗恒星的出没时间及其在夜空中的位置，来判断四季了。显然，这是文明高度发达的一种重要的标志。
问题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绝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帝尧的时代大约在四千多年前。但是，笔者根据尧典四星观测，所推算出来的帝尧时代却早在七八千年之前。这个推论可信吗？还有其它的依据吗？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所谓帝尧时代在四千多年前的观点，出自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然而，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乃是一种未经科学论证的想当然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夏代起始于四千年前，夏以前的三皇五帝没有时间记载，大约估计着可能会经历一千年的时间，因此就把中华文明的总时间说成上下五千年。显然，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尽管它流传甚广，但是却经不住科学的质疑。
其实，中国已经出土的大量的远古文明遗存，都表明中国人早在先夏时期，即40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些文明活动涉及到农作物的耕种、复杂的祭祀活动、规模较大的居住区（早期的城市），以及若干符号体系（包括文字符号体系、图案符号体系和神话传说符号体系）。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误以为三皇五帝仅仅经历了一千年的时间呢？这是因为，在文明的早期，人类还不掌握记录大尺度时间的方法或技术，因此人类对远古的记忆只能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间表示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时间压缩律”现象，即把原本相隔很长时间的事件叠压成为一代人或几代人之间的事情，对此的详细讨论可参阅笔者的《追寻远古的信息》一书（注五）。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山海经》、《史记》、《淮南子》等古籍和流传在民间的远古神话传说，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帝尧时代还出现过两件非同小可的自然灾变，一是“洪水滔天”，二是“十日并出”。许多学者都相信，帝尧时代的洪水泛滥，与第四纪最后一次冰川结束后的气温上升所导致的海岸线西侵变化有关。笔者在《我国远古传说与自然环境变迁》一文（注六）中指出，帝尧时代的洪水、共工振滔洪水、精卫填海等传说，均与5000年前至10000年前发生的海平面高度变化有关。
根据《中国自然地理图集》（注七）的“华北平原的成长”一图，在7400年前，渤海的海岸线西进到今日的太行山脚，其位置基本上与京广线铁路相当。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帝尧时代的洪水泛滥，也正是发生在7400年前。所谓“十日并出”，笔者在1982年撰写《读〈山海经校注〉札记》一文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天外星体撞击地球事件，并认为帝尧时代的洪水泛滥与这次撞击事件所造成的叠加灾害（包括海啸）密切相关（注八）。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的帝尧时代，距今天已经7400年了。中国有准确时间可考的文明历史，至少也有7400年了。所谓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应当废除，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考虑到我国已出土大量4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文化遗址、遗物、遗存，在史学研究领域有必要正式使用“先夏时代”、“先夏史”一词，并启动先夏史研究工作，同时少用或慎用“新石器时代”、“史前时代”、“原始社会”、“神话传说时代”等不准确的词汇。
注一、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第一版。
注二、《亚洲文化》杂志，1984年10月。该文主要内容被收入笔者的《神秘的星宿文化与游戏》一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注三、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陈遵妫先生1988年10月赠送该书的日文版给笔者。
注四、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
注五、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注六、《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一版。
注七、地图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版。
注八、《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