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那场说是决定命运的考试，仍然记忆犹新。1977年12月3日和4日两天考试在我们原高中毕业的学校——南昌市湾里一中内紧张进行。一人一个桌子，读了十年的书好象从来就没有这样宽敞过的，也没有这么安静过。语文考试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时刻”。数学一张卷子，理化一张卷了，当然最重的还有一张政治试卷。

我是75届高中毕业，是一名当年插队落户在南昌市湾里区太平公社团山大队柏树生产队的知青。因为一切都来的突然，所以没有多少时间进行高考前的复习准备。好在父亲是一中的语文老师，弟弟是湾里一中的应届毕业生，在考前的最后两个月从生产队请假回家，插在应届毕业生的考前复习班内复习，负责复习班的老师是邹琪玮。

考试的那两天，我不知道是如何渡过的，但总的感觉是非常的沮丧，弟弟对这场考试好象没什么感觉，也许他太小（1963年出生，实足14岁），根本就不知道这场考试对他有多么重要。而对于我来说可是一场争夺回城权利的一场战斗。考试完全击败了我的自信，我也基本放弃了成功的希望，没有等发榜就背着行李溜回生产队去了，暗下决定，来年再考吧。当听到弟弟录取通知书到学校的时候，我们全家很是高兴。他是全年级几百号人中，仅有的两个本科录取的考生，他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另一位是熊玉生被武汉大学录取。毕竟我们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而在当时的湾里区成了头条新闻。甚至有传言说，他考试前还在玩酒瓶盖子游戏，说是玩完最后一盘去考试。

过了多少时间我记不清了，我爸爸的一个学生（班长），他当时在我下放的公社邮政所工作，说是看到了我的一封退回原地址的信件，并截下送到我家。这封信就是江西医学院发给我的录取通知单，好在还在规定的报到时间内得到。上面清楚的盖着查无此人的印章，据后了解到是当时生产队的人说，我已经离开生产队上学去了。如果当时不是我爸爸的学生陈文庆认识我的话，我真不知道后果会是怎么……

一切又是一个突然，全家，全校，全区都在传送着一家兄弟俩双双考上大学的新闻，好象当时整个区考上本科学校的人不足十人。父亲当然很是精神，在学校中有了名气了，围在身边的学生明显多了，晚上拜访者也不计其数。就连我工作在幼儿园的母亲也有不少家长前来问候，并咨询自己上幼儿园的孩子是否有上大学的潜质等等。在一片赞扬声中，当然也混杂着不同的声音，比如，国家这样一家录取两是不是不公平，国家为什么录取成份不够硬的子女等等。

没错，志愿是自己填报的，但当时根本就没有按这个套路出牌。我记得第一志愿填江西师范学院（父亲是首届毕业生）。因为，在插队落户时我最崇高的理想就是，在大队部办的小学校里做一名老师，一是想继承父业，二是别荒废了自己多年练就的一手好字。最后我被医学专业了，从来没失过眠的我，两三天没睡好觉，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的专业，完全颠覆了我自己的想象。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确实是很骨感。但能跳出农门，我没带任何东西回家了，全部家当捐送房东老乡了。我和弟弟几天内自己赶做了两个木箱子，在家人与邻居的欢送中，高高兴兴到学校报到。我们俩有幸成为我们湾里一中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多少年后我们学校的师二代也随后陆续走进他们理想的大学。

今年是77年高考40周年，都说当年的考试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但我觉得是，那场考试真正改变的是国家的命运，而对于个人来说，她只是改变我们这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地点。今天，当大学同学在群内发表感想时，我也同样关注着另外一个中学同学群，他们很多人已经退休，甚至早年已经下岗或被买断工龄。尽管话题不同，但重要的关注点都不约而同，那就是事业与金钱已经不再重要了，我们都又重新回到了起跑线上，现在需要拼得是身体，拼得是好心情，重复着“一个非洲朋友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故事。我想，无论你的职位高低，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你钱多钱少，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的强大与安定才是我们最大的福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