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外面 思想在里面

文/墨菲

 
    文化是一种现象，文化是一种时态，文化是一种传承，文化是一种记载。
 
    文化的核心是人，人的精髓是思想。很多人知道龚自珍，不是因为他的豪放不羁，而是他的微言大义。一曲“我劝天公重抖搂，不拘一格降人才”没唤来风雨，却幻化成激励、警醒后人的一道思想力量，一份文化担当。
 
    做为诗人的龚自珍，是文化于形，思想于内的典型代表，十九岁中乡试副榜，接近不惑时才勉强考中进士，又因楷书写得太糟，连翰林院都进不了，只求了个内阁中书——一个七品闲官。尽管后来做到了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也依然是享受正职待遇的闲职。官微自然言轻，“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道光时代，腐朽的政治文化盾构了诗人的文化自觉，没落的世态文化孵出莫须有的“丁香花公案”，更在引来世俗围观的同时，进一步阻遏了诗人的思想张力。
 
    1839年农历四月二十三号的凌晨，乍暖还寒的京城雨意朦胧，湿泞的街道行人稀少，两挂马车从夜深处疾驰而出，车窗两侧的帘布随着车子的移动不时地飘移，细碎的晨光挤过晃动的格栅将光亮投进轿厢。车内一中年男人惊悸而惶恐的脸颊时暗时明，男人手中紧攥着一页笺纸，随着马车的起伏笺纸发出簌簌地轻响。男人埋下头又一次凝视笺纸上那行绢秀的行书：“我曹事已泄，妾将被禁，君速南行，迟则祸及……别矣，幸自爱！”
 
    如果一切顺利，龚自珍也许就到了他的目的地，与林则徐晤面共事禁烟。谁料想流年不利的龚大诗人，避祸于丹阳书院的两年后忽酒后暴亡，随身行囊中一束枯萎的丁香花、一幅顾太清自绘肖像，让“丁香花公案”陡起波澜，也令诗人的忧虑与期冀就此固存于奔波逃亡之途的《已亥杂诗》，且一存就是百年。直到110年后的1949年，一代伟人毛泽 东的极度推崇，诗人的思想张力才重回社会，“九州生气恃风雷”终成“天翻地覆慨而慷”。
 
    近些年，国学热异军突起。国学的本质不过就是人学，而人学的实质一是文化，二是思想。文化不是自然天成，是由外而内的精神实体，也是由内延外的思想张扬。当文化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关注之后，文化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做好了它可以传承传统，教化文化，做偏了，它就会磨灭思想，消弭来途。
 
    自古以来盘桓于文化人身上的“狂狷”二气，不说惊天地泣鬼神，也是承前祖启未来的文化与思想的造弄。
 
    狂者如 “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屈原，一种精神上的孤狂；“自笑狂夫老更狂”的杜甫，一种不羁中的豪狂； “去留肝胆两昆仑” 的谭嗣同，舍身报国的一种高狂；“横眉冷对千夫指” 的鲁迅，锋锐入骨的一种大狂。
 
    狷者如“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 的魏源，一种愤慨之后的安之若素；“西山不改青苍色，却为人间送夕阳”的张际亮，一种俊逸豪宕的激切奔放；“九州气势似星岁，万古熊湘一浩歌”的汤鹏，一种不甘屈节的沉郁悲壮。
 
    文化体现为一定的形式，文化展示着一定的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无不刻印着人的生活、人的思考，人的趋向，人的处世的烙印。孤高耿直、淳朴自然的狂狷也好，刻薄寡恩、蝇营狗苟的谄媚也罢，体现的都是文化，展示的全为思想。

    “狂”而进取，“狷”而自守，是文化的捍卫，也是思想的坚挺。当亿万民众被“纵做鬼，也幸福”雷倒的那一刻，面对地震受难者，中华大地五千年的文脉教化情何以堪？当众多眼球被“撼”字捍晕了头的时候，古老皇城数百年的文化承载谁来汗颜？我们是捍卫了文化的“狂”？还是撼动了文化的“狷”？答案不言自明。
 
    文化在外面，思想在里面。做文化人，炫耀的不该是文笔，而是思想。真正的文化，不会让灵魂在悬浮中残喘，更不会任躯壳在无耻中腐烂，古之如此，今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