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江南5省区的洪涝灾害再次牵动国人的心，在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在受灾群众最集中的地方，在救灾困难最大的地方，我们总能看到一支支“国防绿”、“橄榄绿”、“金橙黄”组成的抢险大军，他们舍身涉险、冲锋在前，以百姓的安危为己任，用英勇与顽强为灾区群众筑起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钢铁堡垒，谱写了一曲曲撼人心魄的英雄壮歌。

    那天看电视，一位上校站在已被洪水漫过的街区，面对镜头铿锵表示：我们所有的冲锋舟已经全部调到抗洪一线，参加抢险的官兵已经集结到位，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让这里的群众全部安全的转移出去！

    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出征前的誓言，我们还可以把这理解成是舍生忘死的志愿，因为在这位上校的前后左右，在一片混黄的洪水之中年轻的战士们已经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出征前的准备。接下来的画面让身处北方的我再次领略了什么叫水涝？什么叫围困？什么叫奋不顾身！什么叫身先士卒！

    其实，与抗洪一线的抢险工作相比，任何报道和描述都难以准确而完整的体现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很多时候是人们后来的叙述和回忆，但这些叙述和回忆已足以让我们体会到抢险的危难与奋勇向前的勇气！

    毫无疑问，英雄就应当赞美，英勇更值得我们讴歌，但面对灾难仅有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仅有危急关头义无反顾的英勇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地形、地质差异很大，暴雨洪水更是引发我国洪涝灾害的最主要来源。从大禹的“凿龙门、定九州”到李冰的“深淘滩、低作堰”，洪水伴随了我们几千年，我们也治了它几千年，尽管在自然面前人的力量显得渺小而孱弱，但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和经验告诉我们，在与自然的较量中比勇气更重要的是头脑。

    水系、水文、水涝和水利构成了人与自然中关于水的或和谐或交恶的传说。尽管更多的时候是水冲走了人类的家园和田地，但也不乏人战胜水的成功范例。前面说到的大禹治水，李冰的都江堰，还有世界上开凿最早、水道最长的水利工程——京杭大运河，等等，无不提醒着今天的我们，在与自然界水的较量中既要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同时更要因地制宜，积极作为，为己所用。

    就目前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扩大和发展，中国的水系资源，真正到了整体考察、集中修治的阶段了。这方面，我们既不能放任为迁就发展而任意扩大耕地，修筑堤防，围湖造田，与水争地，威胁和侵占洪水的排泄出路和蓄洪场所的现象。更不能坐以待毙，每年因洪水带来的灾害和破坏已成几何数剧增，动辄几百亿的损失，我们为何不事先拿出来兴修一些水利设施，以降低或减少洪水的危害呢？

    有人认为，对水系的梳理和调整也许会带来生态灾难。可这些尚未求证的理论推测不能作为我们顺其自然的理由和借口，而放弃对水系的管理和调整。我国洪涝灾害的广泛性、频繁性、突发性、损失大的特点是长期以来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下大决心，投大力量进行水系的综合整治，在顺应自然中搜寻规律，在改造自然中大胆实践，科学只有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也只有在实践里才能产生效用。都江堰也好，大运河也罢，在当时的年代里不说是鬼斧神工，也绝对是惊天奇想。而它们的奇迹就在于人类科学的过程与实践的成果，也因此而成就了人类人文和历史的伟大遗产存留至今，造福万代。

    作为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而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上溯春秋，下止明清延绵千年最终形成了贯通中国五大水系和众多湖泊的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全长一千七百六十四公里的京杭运河，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

    以我们今天的科技水平和认知能力，我们不仅有责任维护好自然，我们更有理由利用好自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之所以传为佳话，是因为他驯服了自然，造福了百姓；李冰父子之所以被人们代代称颂，口口相传，是因为把一个“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饥馑之地变成了世人瞩目的“天府之国”。

    我想，今天的抗洪大军，抗洪英雄们更想看到的不是他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上的身影和事迹，不是他们胸前的军功章，而是江湖和缓，百姓安居，和谐自然，生活安定的陶然景象，而这需要各方的积极合作，需要大家持久不懈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