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自然伦理叙事

［摘要］田园牧歌式乡土小说是中国新文学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在风雨如晦的时代浪潮里，显示出作家独特的审美取向和伦理立场。其自然观既蕴涵传统伦理价值取向，又兼具超越现代性的重建自由精神乌托邦的努力。凝结着现代乡愁色彩的伦理追求，立足于人，朝向大地，遥望彼岸，寻找精神家园与现实人生的契合。废名、沈从文、艾芜、师陀、孙犁等人创造了独异的乡土小说世界，其伦理价值不仅在于呈现乡土中国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在“原乡神话”背后，隐含着作家重建自然人性及自然伦理信念的执著。

［关键词］ 抒情性乡土小说   自然人性    自然伦理

     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1]P113中国现代作家由于个人经历、美学倾向不同，所创造的乡土中国亦各具情态。概括起来有三种主要的价值追求:启蒙理想视野中的乡土中国，是最具现代性批判意味的乡土小说；民俗风情画卷中的乡土中国，是最具文化解剖意味的乡土小说；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中国，是最具伦理自省色彩的乡土小说。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田园牧歌式乡土小说的自然伦理诉求。此类小说擅长静观乡村，以道德情感视角审视乡土社会，带有主观情感投入，表现乡村恬静和谐的生活与淳朴自然的人性，构建的是心灵的“桃花源”，其自然观既蕴涵传统伦理价值取向，又兼具后现代重建自由精神乌托邦的努力。

一、自然伦理叙事与现代原乡文学的价值追求

    所谓“自然伦理”，表达的是人类的生存意识，而人类的生存意识总是对生存状态做出的反映，当生存状态改变后，生存意识必然发生变化，其伦理要求也会出现相应改变，即要求回归期盼中的理想生存。自然伦理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伦理自觉，传统伦理规范中渗透了许多自然崇拜因素，或者说对自然的尊崇成为人类最初做出伦理决断的价值源头。原始的自然伦理常常表现为各种禁忌，与原始宗教有着无法剥离的关联。英国思想家弗雷泽指出，原始人心目中，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超自然力支配的，而这种超自然力来自于神灵，这些神灵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物的化身。法国思想家列维·布留尔也认为，在原始人的思维和观念中，神灵无处不在，动物、植物、人体的各部分、土地、手工制品等等均具有神秘的属性。对自然的崇拜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禁忌、宗教等活动方式成为原始思想的集体表象。经历了漫长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20世纪中叶以后，“回归自然”成为当代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这种回归既不是对中国古代老庄思想的重复，也不是对18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思潮的怀旧，它所表达是人类生存状况或生存意识的新的转折。“人是自然之子”，“自然是人类的家园”等话题反映出新的自然伦理范型正在确立。

   所谓“伦理叙事”，是以文学的方式探询属于个体生命自身的感觉。米兰·昆德拉和卡尔维诺都把清算传统道德谱系，提出新伦理看作是小说家的世纪末使命。卡尔维诺认为，小说的伦理使命在于讲述清逸、迅捷、确切、易见、繁复、连贯的德行。这些看起来像是讲述小说的叙事方式，其实是在讲述人的生存的性——卡尔维诺所谓的“存在的功能。”现代伦理叙事意味着，信赖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依稀可辨的道德力量和道德价值，消除世界带给人的无法忍受的石头般凝重的陌生感，让人像植物一样把根深深植入泥土那样，经受生命的自我成长。让现代生活中时间相对性的逻辑显露出来，挽留住极为短暂的时间，或捕捉到相距遥远的时间。相对于国家社会的宏大叙事，伦理叙事让人有生命的确切感，在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让惊心动魄的寂静变成最为深沉的生命脉动，令生命个体在属于自己的偶然性中经受内部强烈震荡，向人性的深谷不断眺望与憧憬。伦理叙事中展示出来的生命价值，是个体生命力图从令人窒息的世俗生活中突围出来，追随自然存在而自由伸展的生命之舞。

    关于中国现代原乡文学中的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核心是伦理反思，自然伦理给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提供感性参照，人类曾因创造自己的反自然文化精神而背离了自然伦理，当人们再次回到自然伦理道德时，自然伦理叙事所蕴涵的深刻性，经由文学发现之路再一次在我们眼前悄然复活。人的道德伦理与自然的道德伦理之间属于存在自身的矛盾冲突，也为文学中的自然叙事创造了新的对照和比较。抒情性乡土小说通过重返自然的伦理叙事，为中国现代文学展示了一个新的文学视域。 作家在自然伦理面前沉思，他们充分意识到：必须重新回到自然伦理状态中，去体验其他生命的境遇，才可能进入关于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的现代叙事之中。

从自然的文化意义上，抒情性乡土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自然伦理叙事的先河。相较于鲁迅等具有浓厚现实感的、传达群体和民族诉求的乡土文学作品，周作人开启了隐逸乡土之风，从20年代的《喝茶》、《乌蓬船》、《故乡的野菜》，到30年代的《谈油炸鬼》、《卖糖》、《野草的俗名》，皆可看出其对故土山水、民俗风情的生动展示；废名在《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桃园》、《菱荡》和《桥》等乡土文学代表作中虚构了一个理想家园；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人不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大自然与生命构成了和谐的关系史。与鲁迅一派乡土小说相比，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之美、人情之美，而且更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2]P315此外，同属京派的芦焚、萧乾以及40年代的汪曾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承继了起自周作人，成于废名、沈从文的这一路乡土小说的自然伦理追求，并沿袭了沈从文、废名在回忆与想象基础上重组精神乌托邦的叙述模式，建构了各自的诗化的平民世界。此叙述模式实际上是这一派小说家“精神返乡”的过程，对精神家园及其所象征的理想归宿的追寻和向往，“从原型批评的视角来看是根植于人类的恋母情结，由此生发而出的乡情、乡思、乡愁特别能营造出栖居灵魂的美丽故乡——精神家园来”[3]。这是作者对理想追求和“光明的记忆”中的乡村世界相遇合而形成的伦理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