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喜于“人造儿”诞生的人认为，这项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平息了有关生命到底需不需要某种神秘力量才能被创造和生存下来的争论，也颠覆了人类长久以来对于生命本质的看法，让人们重新审视自身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其深远意义堪比伽利略、哥伦布、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先贤对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就积极价值而言，“人造儿”可以制造一系列的微生物，可以生产生物燃料的细菌、有用的药品，可以生出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新生命，可以把疫苗研制的期限缩短、把海藻变成清洁能源、把海水变成饮用水，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痛斥创造“人造儿”的人认为，生物科学既能为人类造福，也能造孽。不少人质疑科学家究竟能否掌控这门技术，有谁能保证它不会被非理性地应用，进而“人造”出可怕的怪物？更多的人担心，人造生命如果扩散到自然界，将会引发生物基因变化，进而造成生态灾难。科学技术的突破，带来的并非一定是正面效应——核能、核医学固然能造福人类，但核武器也可以把地球毁灭成千上万次。

  具有自我繁衍能力的人造生命会不会逃出人类的控制反噬人类？美国总统奥巴马面临同样的疑问，他要求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督察此事，评估这项研究究竟将给医学、环境、安全等领域带来怎样的潜在影响、利益和风险，并保证美国能够在“伦理道德的界限”之内应用这项成果。那么世界其他国家呢？是不是在此领域展开竞争前，先评估一下“伦理风险”，形成一种全球标准以共同遵守？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流动，不仅快速，而且是全球化的。美国不允许搞的科研项目，可能在其他国家会受到鼓励。但在“人造生命”这样事关人类自身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全球需要合作。由联合国组织各国科学家对此成果进行评估，制定统一的应用章程，不仅必要，而且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