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仲在《读野草札记》里如此描述鲁迅：这个老人，怀揣毒药，冲入人群，四顾喊道：你们再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这一形象，我以为是子仲《读野草札记》的核心。子仲也正是以此为题，把这札记就题名为《怀揣毒药，冲入人群》。

我与子仲相识交往二十五年，谈得最多的，就是鲁迅。在北京那两年，一到周末，每每与子仲跑去白塔寺边上的鲁迅故居里，去看一看。那里游人少，很幽，能很深地感受到鲁迅的那种阴冷。这是一种近于触摸的体验。鲁迅这个人，一如子仲所说，确实是怀揣毒药的，一不小心，就中药不浅。所以子仲曾经说过，三十岁之前，最好不要读鲁迅。他也说过，三十岁之前，一定要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由此可见，子仲之于鲁迅，其认识是相当清醒清楚的。子仲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便是谈鲁迅，二十几年后，出的这本札记，又是谈鲁迅。他写《读野草札记》那两年，我们在北京他的住所里，或者我所住的通州，常常彻夜长聊，难免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子仲深知，鲁迅之毒，也正是后人对他诟病之处，而这，又恰恰是后人之没有读懂鲁迅之处。后人只知鲁迅之一面，而不知其全貌，各从一面而批评之。子仲作文解读鲁迅，其用心，也在于此。

鲁迅这个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谓不精通。而他摆出的姿态，却是对传统的义无反顾的反叛，甚至于摧毁，其实他的内心，却是无可如何，矛盾之极。这正是他毒了自己之处。子仲常与我谈，鲁迅其实骨子里是道家的，而道家之骨髓，便在反叛，我命在我不在天，逆天而行。鲁迅徒有救世之心，却无救世之术，于是开出一副毒药，与此浊世同归于尽。所以我一直认为，鲁迅是死得非常从容的。我甚至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有一种但求速死之心。在他临死前的一两篇文章里，你甚至读出他这样一种心态：哈哈，我终于要死掉了！有一种与自己作对的幸灾乐祸在里面。这正是“死给你看”的心态，说他变态，也不为过。读懂了这一层的人，是会感到悲痛的。于这一层上，鲁迅是有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情怀的，国人之罪，皆归于我罢！而子仲，是早就读懂了鲁迅这一层的。

子仲在1989年之前，深浸于西方哲学。他的思想的底蕴，是西方哲学。八九革命失败之后，他很迷惘，立心要寻找失败之因，以及救世之道。于是差不多十年之间，潜心于国学。这十年间，正好是我来往于桂林就学于他最多的时候。每每与二三友人——他之同学朋友，我之师长——夜谈至东方之大白。他由西方哲学而返回国学，对中国之传统有了相当客观的认识，以至他在北京任贝贝特编辑总监之时，与北京一般民主人士交往之时，常言：民主是筷子，不是饭。而民主人士最大的缺失，便是把民主当作了饭。子仲于此一点的清醒，令我茅塞顿开。也正因此，子仲与五四文人不同。五四文人，是从东方而西方，子仲是从西方而东方。五四文化士层倾向于全盘西化，子仲却大有反其道而行之，存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之思路（正与张之洞们“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异，这是我对子仲的理解，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在我看来，子仲大约是以西学为内功，以中学为武术，到了最高境界之时，武术之与内功，已经融为一体，相互为用，无所谓中西之别）。他编辑《郭小川全集》，其指导思想便有西方哲学的“革命”思维；他编辑《思考中医》，则又是弘扬传统文化救世之心。子仲与时下的“民主人士”们也不同，民主人士们谓民主是目的，子仲认为民主不过是手段。子仲常不屑于民主人士之浅陋，亦不屑于新国学们（比如所谓新儒们）的鄙薄。

子仲对中国之运命，常存乐观之心态，这一点，老实说我是有点奇怪的。常常以此与他论辩，却难改我悲观之心。他常从民间看到希望，甚至于欢欣鼓舞。这一点，却又似乎与鲁迅的“中国脊梁”观类似。他常说，礼失而求诸野，最近数年来，他在出版方面所做的选题，便是多从民间人士中挖掘，而于所谓名人大师，不多顾及。我们这些人，一直把子仲作为精神的领袖，也多是以此吧，他是一个内心十分强大的人。不论是对革命，还是对文化，还是对国家民族之命运，他有一种大视野，大格局，他做出版、做学问，也是从这样一种大格局、大视野出发。子仲有救世之心，亦怀求救世之术之心。慈悲为怀，菩萨心肠，这是超越鲁迅的。只可惜他修性而不惜命，英年早逝，令友朋悲叹。呜呼何如！

子仲逝后，何述强兄屡屡对我感叹，我们失去了一位精神领袖，常感迷惘。他之于我，于我们，颇类于教父。鲁迅五十五岁而殁，子仲四十八岁而逝，倘天假以年，再给子仲七岁，他能把自己要写的写出来，写了的整理出来，那便又是何样光景？不过以这我悲观主义者的思维，子仲之思想，于这世道，恐怕当然是杯水车薪，但对他这热心于世的人来说，总还是有用的罢！至少对我们这些围绕在他周围的朋友亲人们来说，他若能多活几年，能多写点文字，那是我们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