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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钱钟书
(2007-11-10 2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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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感悟 |
分类： 日记 |
杨绛的《干校六记》，以及《洗澡》，以前是读过的，印象并不是很深。钱氏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人鬼兽》，以前也是读过，觉得有趣，尤其是他读伊索寓言的那些篇章，很是喜欢。现在读到的，也还是这些文章，只是杨绛的文集中，除了《干校六记》之外，还收录了她的另外大部分散文，这才发现，杨绛的文才，实在是并不在钱钟书之下。老实说，我以为，杨绛写人的文字，要比钱钟书写人的文字给人更感觉亲切。钱氏的那种幽默与挥洒，有时难免显得尖刻，而杨绛的从容言说之中，倒更多对生命的理解。并非尖刻就不好，尖刻，常常很容易剥下正人君子披着的那层假面来，但尖刻而一旦至于尖酸，就多少暴露了为文者内心里那点唯我清高而又与世人不相合的醋意了，通俗一点说，就是在一边说些风凉话。八十年代《围城》风靡一时，年青人颇以未读《围城》为耻，那时节，做文青不读钱钟书、张爱玲，是要被别的文青看不起的。趁那热潮，我也是拿来读了一读，倒也没有像别人那样迷得“拜倒”－－虽然很多钱迷不过是装出来的－－但钱氏的文字中居然会有醋意，这实在是我个人一直藏在心里不敢与人言说的感受，怕一旦说出来，被人笑话了。
钱钟书与杨绛，当其身处那个时代的大变动、大折磨时节，未尝没有大悲痛、大绝望，这从杨绛写她父母、姊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生老病死，战争与运动，无不是那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劫难。而经此种种大劫之后，杨绛却也并没有悲痛号呼，如文革过后的一类“受害者”那般，口口声声要算账，要讨还，要指认出一批仇人来；杨先生只是把这大劫难中的大悲痛大绝望，化作了生命的大智慧。当然，这与她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大有关系，这个时候，她已经不必纠缠在那些人事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大有照见五蕴皆空的放下情怀了，所以我们这才在杨先生的回忆文革与亲人的文字中，读到的不是辛酸的叙述而是对人的关怀，多的是经过者的淡定，少了劫后的激愤。激愤有时候虽然是一种难得的力量，但也有很多时候，不过一种意气而已。如果说鲁迅的“一个也不原谅”是狮子吼，那么杨绛式的宽容，是否也是一种大慈悲？杨绛的这些文章，几乎都写于文革之后，人近暮年，算是高寿。可见一个人命活得长一些，自有他的好处，他可以有足够余裕的时光去回望往事，从容梳理，以如此优雅的姿态把那些过往的大喜大悲拨拉一番。倘若短命，又哪来时光去宽容过去与别人呢？说说罢不了。过却也有那活了七老八十的人，到了入土时分，还在清算与他人的笔笔老账，只见别人家欠他的，未见他亏人家的，摆出一副对历史负责的样子来，生也革命，死也革命，所谓把革命进行到底，大抵如此罢。
把运命的悲喜化作了人生的智慧，这个过程，实在是值得玩味。在有些人那里，这种智慧是文字层面的呢，还是生活层面的呢，很难说清楚。比如前些天龙子在《看文有感》里提到的王鹏运，“早年看《清稗类钞》，看到庚子年间，他们几个陷于兵燹中，逃无可逃，于是每日躲在屋里，以课词为务，先是长吁短叹，后来玩着玩着，竟‘心神洒然’起来....”，这种“兵燹之中”的“洒然”，看起来就很有智慧的样子，只不过那是“课词”而至于“洒然”，而非“洒然”而去“课词”，这里面的不同，倒可以拿来与杨绛作些比较。想杨绛身当干校中之时，心境未必有写《干校六记》时的洒然，却也未必有身处劫难中的长吁短叹，不然，《干校六记》写出来，也不会是这般模样。她在观察，体会，观察和体会那些人事的细节，并从这细节中体验出一种生命的欢乐。
何谓从容？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把生命的节奏放慢半拍，大概就是了吧。佛说平等心，何尝不包括对苦难与欢喜的平等之心。苦难与欢喜，是生命的一体两面，无法割离。
在杨绛的笔下，那些佣人、保姆、街巷人物，有血有肉，真实鲜活。可喜就在于杨绛并无一种居高临下的观看，也无一种社会势利的解剖，她只是述说，只是要告诉你，这些，曾经是她生活中的人，是她身边的人。这是杨绛比钱钟书可爱可敬的一面。－－前年杨绛的《我们仨》出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她除了《干校六记》与《洗澡》之外的文字，现在读了她这些短章，倒是非常想去读一读她的《我们仨》了。一个人在生命最后的时期，她所回味的，一定是最值得她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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