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近期发表在《图书馆报》上的的人物专访稿。

感谢记者江水的高水平提问，让我有了

“一次畅快表达的机会”

□《图书馆报》记者 江水

    关注书业的人都对尹建莉很熟悉，她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自2009年面市以来，至今仍保持着畅销的态势。正当人们5年来为预想中的《好妈妈2》等得不耐烦或认为她只想“一部永流传”时，尹建莉推出了《好妈妈》的姊妹篇《最美的教育最简单》，而非《好妈妈胜过好老师2》。记者理所当然地采访了她，因为从《好妈妈》到《最美》甚至这“空缺的5年”，围绕尹建莉的话题或好奇都有很多。

尹建莉也抓住了这次“畅快的表达机会”，谈了她对做学问、写作、书业的一些看法。她的表述很有针对性，观点锋芒毕露，相信留给本报读者的也将是一次“畅快的阅读”。

记者：您的导师朱旭东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与《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相比，已从经验走向理性，那您是怎么定位该书的？

尹建莉：在我写作第一本书时，主要想传达一些正面的教育理念。到写第二本书时，则更多地想对当下流行的错误观念进行“纠偏”。教育思想的传播，两方面合力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其实《最美的教育最简单》就像我的前一本一样，不是经验之谈，而是纯粹的专业写作。我相信自己开创了中国家庭教育研究和写作的新时代，使其和世界的最先进水平接轨。我的书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在当下让读者受益，也是跨越时间和国界的。

记者：从《好妈妈》到《最美》相隔了5年，为什么会这么长？按理说畅销书作家应该“激流勇进”，每年至少出一部才对。

尹建莉：我不记得是哪位著名作家说过这样的话：“贪欲也许会让我写得更快些，但不能让我写得更好些。”“市场”总讲究效率，而“学问”要的是沉淀。我的《好妈妈》以不可思议的畅销态势引起人们的关注后，很多压力和诱惑也很快摆到我面前。我似乎应该“趁热打铁”，推出第二本以至第三、四本，但我不会这么做。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来自社会大众的赏识绝不是钻营得来”，我坚信这句话。中国传统文化中“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美德，应该是所有作家都恪守的信条。我认为，专业写作，花五六年时间出一本新书才是正常的节奏。我的书的确很畅销，但我写的不是畅销书——它不为市场而写，是为公众而写。

我非常幸运，在我的世界观和教育价值观相对成熟的时候，赶上了社会正急切呼唤先进的家教思想，同时我的文字功夫又让我能得心应手地去表达。很多人评价我的作品“通俗易懂”，这确实是我的追求目标。我这几年写作的艰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在读者那里越是读起来简洁流畅的文章，其实背后越需要作者下功夫打磨。

记者：先不说很多读者以为您不会再出书，即便再出也会以《好妈妈2》的形式，没想到《最美》却比《好妈妈》增加了难度。若再出书，第三部想必与前两部又会不同？

尹建莉：假如我会写第三本书，目前还无法描述它将是什么样子。我的写作形式总是服从于内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只写家庭教育著作，并让它既有专业高度，也能解决问题，还能带来阅读快感。一个人的写作终归有限，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每人留下的著作平均不过三五本。其实我内心仍有丰沛的表达愿望，之所以还没打算写第三本书，主要是因为我很累，想好好休息一下。

记者：想没想过将自己的博客问答不定期结集出版？这也是书业的流行形式。

尹建莉：这几年确实有不少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希望把博客中的内容或邮件回复集结成书，我一直没有同意。因为我的博客内容比较散乱，我对问题的回答或点评也很简单，没时间仔细润色。邮箱中每天收到很多信，我要用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文字经常是来不及推敲的，只能简单表达观点。这些没有经过雕琢的东西，我是羞于兜售给读者的。写作者应该力求为读者提供最好的文字，让读者在阅读享受中收获思想，而不能粗制滥造，把掺了沙子的米饭端上桌。

记者：今年您成立工作室，当年即出书，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是否可理解为有了工作室以后，出书速度会加快？

尹建莉：工作室的成立和出书没有任何关联。因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容不得他人参与。我不知世上有哪位真正的作家的写作需要一个团队或机构来协作完成。带领“团队”一本接一本出书，这种纯粹的市场化操作和我一直坚持的写作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说实在的，我对那些稍有名气就去“贩卖”自己，假借别人之手或通过自我抄袭一本接一本出书的所谓“著名教育专家”很不齿。我看过几本这样生产出来的书，只能说：动机在什么水平，写作就在什么水平。

作家出版社给我成立工作室，是为处理因出书衍生出的其他事务，比如影视剧改编、海外版权代理、媒体合作等。工作室的主要功能是减轻作者写作以外的负担，提供外围服务，为作者创造一个无打扰的环境。

记者：可否与读者分享一下当初出《好妈妈》的难忘经历？它的畅销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尹建莉：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开始关注家教书市场。看得多了，鉴别力也随之增强。个别书让我受益匪浅，但大多数却令我失望。所以我常有一个念头：也许自己应该去写一本书。国内的家教书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曾风靡一时，但到我2008年动手写《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时，家教书市场已是声名狼籍、泥沙俱下。翻翻内容，几乎都是低水平复制。这种状况令人失望，也让我看到了机会。

但是我的投稿过程并不顺利。我当时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作者，因此书稿四处碰壁。大多数出版社一听是家教书稿便看也不看就一口回绝，说他们现在不出家教书，家教书卖不动。有个出版社的编辑勉强接待了我，但听完我的陈述后却嘲讽地说：“你的意思是你作品的优点别人没有，别人作品的缺点你也没有？”如果他能看一看我的书稿，相信会该换说话的口气，可惜的是他只用10分钟便客气地把我送走了。

我非常庆幸，最终能遇到作家出版社，遇到郑建华编辑。是他们慧眼识珠，对我这样一个无名作者，对这样一本被大多数出版社不看好的书给予肯定，并决定出版，还给出当时最好的版税及首印量条件。这本书以其良好的市场表现及公众美誉度，也回报了出版社。

记者：如何定位教育研究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尹建莉：教育有一条公认的价值观是“学以致用”。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问，更应该积极参与生活。当然，学问对生活的参与方式也很多，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就我所研究的家庭教育来说，写作是最好的传播途径。现在确实有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也在做“家庭教育研究”，但大部分远离现实生活，把家庭教育这门本该活生生的学问做成“纯学术”或“纯理论”。我觉得不少人只是热衷于在学术上占山头或求名利，尽管有相关文章推出，却不过是些文字垃圾。

记者：说起《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它还是图书跟风领域的最大“猎物”之一，您如何看待此现象？

尹建莉：说我的《好妈妈》是近年来图书市场跟风盗版的第一重灾区，一点也不为过。针对《好妈妈》，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跟风书就有几十种。这些跟风书不光在封面设计上尽力模仿，连书名也很相似，如《好父母胜过好老师》《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大全》等，有的则干脆一字不差地就叫《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国家不保护书名，所以我和出版社都很无奈。现在很多优秀的小说还卖不到5万册，可是这些粗制滥造的跟风书却动不动就能卖到10万册甚至20万册。我只能说，跟风书从一开始走的就是骗人的路线，它们和原创作品比较，就是地摊货和奢侈品的差别。特别是某些“著名教育专家”，其实是专业贫困户和学术屌丝，既无相关教育背景，又无教育从业经历，还不诚实，一年能出几本书，却大都是自我抄袭的结果。如不信买来一看便知，几本书之间的差异不过是把个别词句改动了一下，且逻辑自相矛盾、硬伤累累，误导了家长。这种投机钻营者，和“教育专家”其实是不沾边的。

记者：对国内教子类图书出版状况怎么看？如果您曾考察国外的话，可以作个对比。

尹建莉：现在国内的教子类图书又陷入多而滥的状态，有市场的地方投机者必定会出现，这对整个家教图书是一场灾难。就像近年来的诗歌，假诗人太多，烂诗太多，导致淹没了真正优秀的诗歌，后果就是诗歌的整体没落。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不幸。

我对国外家教类图书没有整体概念，只零星地读过几本，粗浅的印象是：对家教的重视，中外都一样，而且大家的理念也越来越趋同。中国的家庭教育整体水平不理想，但最先进的部分已与世界接轨，丝毫不输于西方发达国家。

记者：您还有其他想谈的吗？

尹建莉：没有了。感谢记者的采访，为我提供了一次畅快的表达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