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在北大史学系担任了一次“史学方法导论”的课程，他所讲授的内容，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写成讲义印发给学生，绝大部分都只是口头讲述过而没有写成文本。但不论已经写出或未曾写出的，其内容却与别一教授所讲大不相同。在他讲过一次之后，恰好又有一位留学德国十多年的先生返国到校，“史学方法导论”便改由他来担任。他是一位完全依靠德国一位历史学者所印行一本《历史研究法》，把它译为汉语，然后照本宣科的。傅先生所讲授的“史学方法导论”却绝不如此，他提出的一些治史方法，全是他自己在治学、治史实践中体会得来的，而绝非从某本出版品中照抄来的。

　　 他在德国有三年之久，他的好友陈寅恪先生于时也正在德国，二人且经常就学术问题切磋。当傅先生回国之初，有时自称是“中国的朗克学派”，其在史学研究方法方面，必然也受到德国史学家的一些影响为无疑；然而傅先生在回国后发表的部分文章当中，在北大史学系“史学方法导论”的课堂上，所再三再四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个命题，和他所经常放在嘴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都只是傅先生的一家之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家的。然而傅先生还不止是在这文章中，在北大的课堂上，经常提出这一命题，高唱这一口号，而且还把他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贯彻、实践这一主题和口号的基地。

　　 以下试举例证说明：

　　 例证之一：他千方百计、卑躬折节地排除了河南地方的阻挠而完成了史语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后因日寇侵华战争而停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推动了殷商史的研究、古文字学的研究、古代社会研究等方面的进步，这是他厉行寻找新史料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之一。

　　 例证之二：明清两朝都把其重要政治事件的档案原件贮存在内阁大库中，到1921年主管这批档案的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只因缺乏经费，便把这批档案材料装入八千多麻袋中，出售于一家纸店拟作还魂纸，幸而被罗振玉赎买回来，其后又转卖于李盛铎。到史语所正在筹措成立之日，却又有日本满铁公司要向李盛铎购买这批档案的传闻，傅先生又急谋抢救，先后与中山大学当局及胡适、陈寅恪两先生相商，嗣即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终于筹得款项，将其购得，归史语所进行整理。在史语所迁往台湾之前，已先后从这批档案中整理出来大批案卷，辑印为《明清史料》一至四编，共四十册。其中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资料、满族兴起初期与明朝斗争的史料以及洪承畴、郑成功、李定国等人的史料，都极为丰富且极有价值，这对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历史的研究，自必会发生显著的作用。试想当年若非傅先生积极策划把这批资料抢先购买，而听任日本满铁公司买去，则今日我们的史学界缺少这批宝贵的原始资料固为极大憾事，而我国家偌大一宗文化遗产竟拱手奉献给正在谋划侵吞我国家的寇仇，那就不仅是我们史学界、学术界的一桩绝大耻辱了！

　　 例证之三：1930年，由中外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与内蒙接境的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海发现了万余枚汉代简牍，运北平后归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由劳干、余逊、沈仲章负责保管整理，及日寇接管北大之后，沈仲章冒生命危险由北大文研所移至校外一民居存放，后又历经艰险移至天津，急急电告在长沙的傅斯年先生。傅请徐森玉亲自去天津与沈相会，要他负责把这两箱汉简运往香港。其后，果然又在诸多艰难情况下运抵香港，由沈把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比。当我于1939年秋经香港去昆明时，把这批照片带交傅先生。后即交劳干全部加以考释，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就在沈仲章把这批汉简从北大文研所运出数月之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日本人向他追问汉简下落，周作人向我查询，我答以：“一无所知。”可见，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机智和胆量，及时把这批汉简转移出去，则这些国宝定会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给日本人。

　　 上面关于发掘和使用新史料的敍说，也许显得过于繁琐了，但我这样做的用意，是想借此说明傅斯年先生通过诸如此类的举措，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直到五十年代终了，在中国历史学领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风。他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从清初的顾亭林、黄梨洲、乾嘉学派、以至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各流派的造诣和成果，又批判地吸取了欧洲一些科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者治学、治史的主张和方法，不只是加以贯通，而且有所超越，形成了他的治学、治史的一系列方法和主张，寻找新史料，扩大史料的范围，扩充研究历史的工具，则是其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对上述三种史料的发掘、抢救，既体现了傅先生扩充史料范围的主张，更体现了为实现他的“要把科学的东方学建立在中国”那一志愿的努力。而这个志愿，却正是他要把中国文、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攀登到国际领先地位的一个弘伟豪迈的志愿，远非一般拘文陋儒涉想之所能企及。试就安阳殷墟的发掘来说，若照今日最盛行的议论来说，那只是史学研究初级的、低层次的工作，从而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说之不可取，岂不是将成为一种笑谈吗！至于有人认为傅先生之所以极力倡导“史学就是史料学”，其意盖在于排斥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他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已作了明确的表态，说道：

“本所同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