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晶

上海是我国最早实行私车牌照拍卖的城市之一,也是至今仍保留车牌竞拍的城市。

1986年起上海开始正式实行私车牌照拍卖制度。当时一张普通号码的牌照起码得10万元,一张吉利号码的Z字牌照最高曾被拍到了30余万元,而当时一辆桑塔纳轿车的价钱才20万元。当然存在必有其理由，这是千百年的老古话，只是世事变迁一切都需要更新和修改。之后的拍卖形式就有所变化，拍卖标的数量限定拍卖价也逐步上升。

对于上海的私家车牌竞拍我想已经是多年来的谈论焦点。虽然关于上海实施此项策略是否合理的话题从未中断过，尤以2003年到2004年那段岁月中，上海的私车牌拍卖是否该停最有争议。那时有一种来自各方的愤怨淤积爆发的现象，人们在谈论着人权，中国政府也就上海实施车牌拍卖的地方性行为是否合法一事进行过激烈的讨论。我就是在2003年上海政府正徘徊是否下一个月将取消此项措施的那个月参加了竞拍，我坚定地相信这种虽然是地方政府所谓的阶段性措施并且一定会继续下去。

上海实施这项措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城市建设的速度无法追赶民众对更高品质生活追求的速度。我并不想在这里吹捧市政府的先知先觉，但事实证明这项措施的存在与否真实地为上海的交通打了预防针。我也并不想呼吁更多的城市效仿，毕竟那样是有被老百姓打破头的危险。

从现实来比较一下北京和上海的交通吧。

我要说我们都要有车，但是前提是我们要真正的让自己的车开起来。大都市的政府最头痛的莫过于要满足私家车的逐步普及必须在城市建设中预留出更大的空间的同时有更多的跟进措施，包括车辆管理和车辆限制，也包括对车辆使用施加更多的税负。

上海很多城建设施都是最新规划的，所以应该比其他的城市在这方面更有说服力了。上海的地铁在建设之前就已经考量到有四通八达的高架网络需要布局，也为这些高架的地面承重做好了准备。北京市较早拥有地铁的城市，所以在某些路段无法设立高架来缓解交通这也是早建设的城市无法真正跟进最新的需求的弱势。其实别说我们城市大，不缺地，再大的城市在针对不断增加的外来人口和越来越重的交通车辆负荷也是无能为力。

北京和上海的交通一直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以首都和人权为重的首都很少实施车辆管制措施。司机都知道堵车不要紧，关键是车流要流动哪怕慢点也无所谓关键是“流”，而北京的堵车是着实的堵，大多数北京人还在嘲笑上海的堵车和他们也差不了多少，那我说句让北京人惊讶的话吧，上海这里堵但极少会滞堵需要司机息火等待除非前面出了车祸，上下班高峰期间虽然堵车但车流绝对是慢慢流动状态。

记得2004年到北京看望朋友，堵车，那还算是小事情大不了，堵在这个红绿灯眼巴巴的看着马路的那头九十家，可以等上一小时。谢天谢地。还是能回的家去，毕竟也就一条马路么，等等吧。

07年中秋前夕我再一次去北京，这下可大长见识了，从吃晚饭的地方到我的住宿地地铁不过几站，记得2点45分坐上朋友的车，check in 的时刻刚好是6：45。我不停的庆幸自己的朋友陪我而不是出租车司机赔了我那几小时。

第二日有幸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堵车仍在进行中，这里的司机仿佛已经习惯了堵车，我想一定有很多出租车司机也很喜欢堵车毕竟很多收入也靠这个，总比空着车在路上转悠的好。堵车了，司机立刻熄火（这在上海是很少有的，上海我们虽然堵车但是车继续前行只是缓慢些，我们不会熄火大不了放到停车挡位。），北京的司机熄火后打开车门，点上一支烟靠着车门开始安静的吸烟，我和另一位上海朋友面面相觑只说了一个字：“酷！”；不远处的一辆车门打开了，走出一位司机，腿架在路边的水泥隔离上压压腿，伸伸懒腰。车里的我们俩笑了，“北京的男人帅呆了，怪有性格的，下辈子找这样的作老公！”，我问旁边的她，“你敢在上海高架堵车时这样不？警察会处罚吗？不过北京的堵车实在太让人心烦了，不出来透透气，那几小时闷在车里能行吗？”

后来遇到的一位北京司机就更有意思了，他听出我是上海人口音，就饶有兴趣地和我攀谈起来：“上海买车据说要拍卖车牌呢，真是没有人权。简直剥夺了人们买车的公平权了。”我答道：“也许吧。但我觉得车牌限制还是有必要的。”话谈到一半开始堵车，我问司机：“北京每天都这样堵吗？”司机说：“是的，没有办法的事情。车量已经成为北京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了，有些人一家有几辆车。”司机笑道“上海也堵车吧，听说上海也堵车厉害。北京堵车已经成为了习惯。”我答：“上海也堵，可没有你们这里厉害，差得老远的了，我们堵车时车辆

继续前行一般都不熄火，因为几分钟内就要向前移动几米，而我发现北京这里的堵车可以用滞堵来形容。”不一会儿司机就不再口气那么大的嘲笑上海缺乏人权了，反倒是我开始担心自己的出租车费是否会是天文数字。

其实即便城市的基础设施不断扩大，不断地造桥造路，城市仍然将不可避免的面临车辆的增长速度高过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这一个严峻现实。不用说我们有多少地，更不用说我们有多少路桥,我们都要面临堵车的现状，除非汽车管制的强行措施不断的施压。

这些年来，上海继续实施拍牌，北京不未在车辆控制上采取措施，如今北京和上海堵车状况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车辆的管理是有意义的。

我作为一位上海市民，我也明白现在的生活和车是无法分开，我没有车可以一周不出门，我依赖车的程度不比任何一个人差，我必须开车才能让我有出去买菜的意愿。如果上海的车牌竞拍制度被取消，那么我将第一个购买我的第二辆车，我想很多拥有一辆车的家庭都是有如此需求的,就从我这个小上海市民的心愿你可以看出如果上海的牌照一旦开放,上海的交通将不是用一个“乱”字可以形容的了，应该是无法收拾了。

其实是否被剥夺人权，还是是否真正的让我们拥有开车的意义这两点，有多少人去比较呢，又有谁懂得什么才是我们需要的呢，当所有人都有车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路上发呆那才真实的悲哀，无法高速的飞翔了。。。。

总听到很多上海的小资朋友希望摆脱地铁的拥挤，开着自己的小车飞驰在道路上，他们和我一样，嘴上骂着这车牌又涨价了，可真正心服口服的是车还能开，等有一天车已经堵得无法挪动时我们已经不需要车了，如果我生活在北京我想我会坐地铁（同时也会有辆车半夜出去兜兜风），可惜北京的地铁也太旧了也该换换了。

也许很多人会说完全可以用更重的税负来控制购车的欲望比如即将出台的燃油税。税负只能控制部分车辆在路上出现的概率，人们在购买车辆之前是无法预计一个月要支付多少油费，所以燃油税的出台是无法从根本上直接调控每月上路新车的数量。而从总车价来限制购车的欲望才是最直接的方式。

我认为提高燃油税收是比控制车排数量更为不人道的方法。

这就好比叔叔手里拿着一颗糖对宝宝说，你想要糖吗？宝宝点头。叔叔说：“你可以得到这颗糖，但是你要让你爸爸妈妈拿钱来买，价格是xxx。”小朋友回家去找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皱眉头说：“有点贵，我们可以吃其他的零食，于是给宝宝买了洋芋片---这就是好比上海实行的拍牌政策。

又好比叔叔手里拿着一篮子糖，高兴的对所有的宝宝说：“孩子们，每人一颗糖哦。人人都可以拿糖吃，吃几个都没有问题，但别忘了告诉爸爸妈妈，你每吃一口糖，你必须奉献爱心x元。”宝宝回家找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说：“先去要了再说反正免费，管不了每天吃几口了。拿回家吃了再计算吧。”---这就是好比用燃油税收来控制车辆上路。

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都希望能得到免费的糖，吃的时候再考虑吃塘的次数和该支付的费用，要让一个吃上免费糖的孩子自己因为爱吃糖而无法控制吃糖的次数其实是有难度的。只要孩子哭闹，父母还是会如分期付款般每次支付吃糖的费用，这是人非常正常的购物心理。

所以要真正缓解交通，控制汽车数量是最关键。要完全控制堵车现象，比如每周分单双号上路汽车分流并不现实。燃油税虽是个好方法能让一部分人为了减少开销而去改坐地铁。但有一点大家是否知道，人是要面子的，当你已经开车上班了，还会回到地铁上和大家挤在一起吗？习惯了上班开车的还是开车去上班，只是开销更大些，如果自己支付不起么只能跳槽了。

所以可想而知，要用燃油税控制还不如直接用直接提高停车费的方法让你哪里都别去了方法来的一刀切呢。社会问题其实和社会心理有很大关联，整治交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看到措施是否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