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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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两篇在这里再版的文本，是我2001年10月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的关于内战的两次讲座的稿子，我做一些修改和添加。这取决于读者要在这里将这些问题推进到什么程度——要认清在内战中西方政治化的基本门槛，以及在“ademia”（即没有人民的情况下）的现代国家的构成性元素——这些内战理论是否还有用，或者是否可以将内战过程应用到全球性内战的层面上，这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其它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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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asis

1.1 众所周知，内战理论在今天是完全缺席的，但对于法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来说，却并不缺乏对内战理论的讨论。罗曼·希努尔（Roman Schnu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概括了这个论断，然而，还有就是，对内战理论的忽视，是与全球性内战的进展携手并进的（Schnur，1983,121,156）。30年之后，这个看法完全没有失却其尖锐性：在今天，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内部战争的区别有可能业已丧失，而此时此刻，各位专家们正小心翼翼地避开内战理论的任何迹象。的确，最近几年，由于我们不可能将爆发的战争定义为国际战争，那么公众关注的所为的“内部战争”就（首先，在美国内部）增加了许多；不过，即便在这些情形中，分析也并不是走向对这些现象的解释，而是——根据广泛开展的实践——走向了这样一些前提，即在这些前提下，国际干预成为可能。一致同意的范式，在今天，既支配着政治行动，也支配着政治理论，而这种范式似乎与对这一现象的严肃研究大相径庭，而这一现象至少与西方民主的历史一样悠久。

א 今天还存在着“战争学”，即一种战争的理论，也存在一种“和平学”，即和平的理论，但绝没有“内战学”（stasiologie），即内战的理论。我们已经谈到过希努尔的主张，按照他的说法，内战理论的缺席，何以与全球性内战的发展密切相关，“全球性内战”的概念当时也被引入到汉娜·阿伦特的1963的《论革命》一书里（在这本书中，她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定义为“一种波及全球的内战”）和卡尔·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这本书主要讨论一种状态，这个状态代表着《欧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的战争概念的终结，这个战争概念，建立在对战争与和平，士兵与平民，敌人和罪犯的清晰区分的基础之上。无论人们想如何去追溯这个词的来源，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状态已经消失了。即便是海湾战争，这是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最后一场冲突，也是在参战国家在没有宣告进入战争状态下开打的（对于某些国家来说，例如意大利，战争状态是违宪的）。一般化的战争模式，不可能被界定为国际冲突，它们缺乏内战的传统特征，这导致了某些学者去说“野蛮的战争”（uncivil war），这种战争与内战不同，它不会走向对政治体系的控制和转型，而是走向最大化的混乱（Snow，1996，Passim）。上世纪90年代，学者对这些战争的关注，最终不会带来一种内战理论，只会带来一种管理的学说，也就是行政、掌控和内部冲突国际化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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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们对内战理论缺乏兴趣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革命概念越来越流行（至少，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革命概念取代了内战概念，即便这两个概念并不一致。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论革命》中，毫无保留地指出了这两种现象之间的不同，她写道：

革命是唯一让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地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现代革命，与罗马历史上的动荡（mutatio rerum），与困扰希腊城邦的内乱（stasis）都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不能把它等同于柏拉图metabolai，这是从一个政府向另一个政府转变的伪自然过程，也不能等于波利比乌斯的politeiōn anakyklōsis,这是一种固定的循环，由于人类事物总是会推向极致，因而注定总要陷入这个循环之中。政治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在古代司空见惯，不过对它来说，两者都不会带来什么全新的东西（Arendt,1963,13-14）

尽管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可能是纯粹名称上的差别，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革命概念的集中关注（出于某些原因，即便对于像阿伦特这样不带任何偏见的学者来说，革命似乎比内战更值得敬重），这导致了对内战研究的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