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

《王国与荣耀》

序  言

九月虺译

本研究探索的是为什么在西方的权力会采取oikonomia的形式，亦即，对人的治理的形式。在米歇尔·福柯对治理谱系学的研究中就蕴含了这种形式，与此同时，本研究也旨在探索为什么福柯的治理研究并没有达到臻美。事实上，在这个研究中，当下对过去的理论追问业已突破福柯的谱系学所未能到达的年代的界限，即本研究触及了基督教神学更早先的年代，在那个时代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人的治理的形式中的第一个，也是十分精到的三位一体学说。在三位一体式对人的治理的神学中进行治理，并不意味着从诸多原因的层级结构来解释它，好像一个更为初始的渊源必然是神学的渊源。相反，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三位一体式对人的治理的机制（Apparatus）何以成为观察治理机器是如何运作和衔接（articulation，既有内在的衔接，也有外在的衔接）一个不错的尝试。从这个机制之内来看，其构成机器的元素（或诸极）如何在这种典型形式中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

通过这种方式，对西方权力谱系学——或者，正如有人说过，权力的本质——的研究（我在十年前的《牲人》（Homo Sacer）中开始的研究）。在2003年的《例外状态》中，我研究了呈现在权威（auctoritas）和权力（potestas）的相互关系中的治理机器的双重结构，而我在本书中，探讨了王国和治理的衔接关系的形式，最终追问了对人的治理和荣耀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的权力，有效的管理与作为仪式的权力，受众人膜拜的王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我起初没有考虑到），而这两个方面令人惊奇地都被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所忽略。即便是对权力的徽记和膜拜的历史研究，从彼得森（Peterson）到坎通罗维茨（Kantorowicz），从阿尔弗尔迪（Alföldi）到施拉姆（Schramm），都没有回应这个问题，而他们正是忽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为什么权力需要荣耀？如果荣耀是行为和治理的本质上的力道和能力，为什么治理需要典礼、喝彩和巡礼等“荣耀”的形式？在经济和荣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回到神学的维度——来探索那些只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显得无关紧要的回答——这个维度可以让我们在对人的治理和荣耀之间的西方治理机器中最终的结构得以窥豹一斑。对上帝赞美诗和膜拜的欢呼的分析，对牧师和天使赞美诗的分析，可相对于对规范人们意见和政治意愿的人民主权、法律规则、交往程序的伪哲学分析，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权力的结构和功能。将荣耀作为权力的中心神话，并提出在荣耀同对人的治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对于某些人来说，似乎有点老生常谈。不过，我们研究的一个成果正是让我们注意到欢呼和荣耀的功能，在现代公众意见和共识中，对当代民主仍然是其民主机制的核心。如果媒介在现代民主中如此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其让对公众意见的控制与治理成为可能，而且最重要的是，媒介管理并分配着荣耀，赢得对权力的欢呼和颂扬，而有人认为，这些东西业已在现代性之中化作历史的烟尘。景观社会（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来称呼当代民主的话）是这样一种社会，即在这种社会中，权力的“荣耀”层面，同对人的治理之间已经难分彼此。当代民主及其赞同式治理（government by consent）的一项特殊任务是，通过共识的欢呼形式，将荣耀完全整合到对人的治理之中，而这种治理最初的形式并未写在修昔底德的希腊历史中，而是写在了干巴巴的中世纪的拉丁文和旨在建立世界的神圣治理的巴洛克条约中。

不过，这意味着治理机器的中心是空洞的。空空如也的王座，这种出现在早期基督教和拜占庭巴西利卡王廷的拱门和后殿弧顶上的空王座（hetoimasia tou thronou），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是权力最重要的象征。在这里，研究的问题达到了其极限，与此同时，也立刻得出了结论。正如我们已经谈到，如果在每一本书都隐藏了一个中心意旨，而书就是为达到（或躲避）这个意旨而书写的，那么你们可以在我的这本书的第八章的最后一段看到这个中心意旨。我与那些孜孜不倦地反复强调生产和劳动者的研究（那种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让现代性成为一种将人作为最恰当的角度的政治学）不同，在这里，真正的政治学就是要返回到其在中心的空乏性，即一旦其中心发生效力，就会让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神圣作品丧失效力。空王座，那个荣耀的象征，就是我们需要将其赶下神坛的东西，我们为的就是为了在当下，我们只能称其为永恒生命（zoē aiōnios）的东西，去超越它留下一定的空间。这种超越，只有在我的研究的第四部分（对生命形式及其用途的研究）才能完成，而作为恰当的人文和政治实践的空乏性的决定性的意义才能湛露出它自己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