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短暂而浪漫的镜头都可能是日后的致命伤。我并不想让他知道，在这人来人往的机场，告诉一个即将在你生命中消失的人你实际上有多爱他，更像是一种满怀目的性的煽情。在这种时候，绝口不提比千言万语好。我要笑得尽量云淡风轻。我知道在这一刻之后，我年轻的爱人小白会登上飞机，踏上异国土地，开始崭新的生活。用上其它香味的香皂或洗发水，甚至结识新的女人，对新的女人说出新的“如果”。人们总是喜欢用“如果”去勾勒一些莫须有的奇迹，可大部分“如果”都不可兑现，不过是从希望到绝望的一个缓冲地带。

今天是我做娱记三周年的日子。娱记事业对我最大的改变是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使我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从香烟到牛仔裤的牌子，对我这个中途肄业，没什么特殊本领的女人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份投入产出比较接近极限的差使。之所以干上娱记，是因为我喜欢看电影。我记得吕克贝松说过，电影不是济世灵药，只是一片阿斯匹林。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灵丹妙药，但对阿斯匹林却情有独钟。

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目睹周围的艺术青年进行了一次次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坚信文学可以拯救世界，可最终却相继沦为抒情小甜点和下半身艳史的生产者和忠实消费者。一部分人化为各类先锋艺术的拥戴者。不过他们追赶先锋的速度总是比不上被先锋抛弃的速度。至于我，很难为文字或行为打动，却对影像抱有天生的好感。长大以后我很少为什么哭泣，但一个镜头就可能让我泪流满面。可是我很快明白，当娱记和看电影是两回事，但我已经成为这一行的熟练工。一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某个大哲学家说，哲学就是把不太明显的胡说变成明显的胡说。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工作倒是跟伟大的哲学更异曲同工一些。

后来乐手意犹未尽，开着车带我在四环路上兜风，一路上开始喋喋不休的讲他的故事和他的女人，讲到动情处他竟然哭了，而且情真意切，泣不成声。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烂俗的悲情故事……夜色开始降临，正是可以尽情抒情的好时段。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和这个不相干的人说说我的故事。可是像我这么一个老听别人讲故事的人，会慢慢失去讲自己故事的能力。因为听来听去，你会发现所有的故事都差不多，不是A爱B，B不爱A，就是A爱B，B也爱A，可两个人却怎么都到不了一块，要不就是A不爱B，B也不爱A，两个人却不得不在一块凑合呆着，我还需要说什么呢？

总是听别人的故事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你会反复想起自己的故事。有人说，回忆是使人变老的标志，可现在连80年代的人都在拼命回忆。所以我说，回忆不是一个人变老的标志，反复回忆才是。

当你对一个人从“想念”变成“想起”，这说明你已经心甘情愿地在他的生活中蒸发掉了。至于到底是你蒸发了他还是他蒸发了你，这是两个几率几乎相等的可能性。就像投一个硬币，结果是哪一面都不意外。

关于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符号系统，比如歌，照片，录像带，情书，香烟，某个牌子的打火机或衬衫什么的。对我来说，不同男人有不同的记忆和区分的符号。有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面容，但我记得他们的符号。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是高中的音 乐老师。当他弹着吉他，唱起那首《right here waiting》的时候，我和我的女同学们都被他的气质迷住了。其实，他并不能算是我的男朋友，因为他只给我塞过一个约会的纸条。可笑的是，我还没有盼到约会的那天，他就被公安局带走了。据说是被一个家长举报诈骗。音乐老师从此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没人知道他被带走的真正原因，也没人再见过他。

我的第二个男朋友是高乐。高乐这个牌子是种低档凉烟，绿色的包装，两块钱一包。高乐同志很穷，他老是很乐观地说，这味道有点像沙龙。我和他同甘共苦抽了一年“高乐”后，有一天他从前的女友给他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遗书之后自杀未遂，他决定，回到她身边。我忙活了足足四个小时，是想把这屋子还原成我来之前的样子。我想借此对我的前任兼继任表达一下致敬。毕竟，在20世纪末，肯为一个穷得丁当响的男人寻死觅活的姑娘恐怕就要灭绝。只为这个，我就有义务让她交接得愉快些。那时候我很明白哭并不说明什么，有时只是当事人一种抒情和自我缅怀的需要。

我在临走前给高乐留下了一条“高乐”，估计这些烟够他抽两个星期。我想，忘记一个人，大概也只需要两个星期吧。“高乐”在我的吸烟史上维持了超过两个星期的惯性。我是个懒惰的人，而维持一种习惯总比改变一种习惯要省力气。不是每个烟摊都有“高乐”卖。碰上运气不好，要走上几条街才能找到。但是，连这种一条街又一条街的寻找，都是习惯的一部分。在一切的习惯中，我却恰恰不能习惯独自一人去抽这种又凉又呛的烟。特别是深夜，四周静得出奇，我好像跟全世界都脱离了关系，不得不和“高乐”纠结在一起。然而对任何东西的依赖都会产生负作用，哪怕只是轻微依赖。比方说，一旦我的烟断了顿，我的右手就会第一个产生生理反应，它会变成一个多动症患者。除此之外，在没有烟抽的时候，我的时间感也会出现故障，每一分钟都被抻长了很多，这使任何正常的作息都变成煎熬。慢慢地，我习惯了用烟来量度时间。看一集电视剧，需要五支；写一封信，需要六支；看一张碟，需要十支；听某人在电话里唠叨，需要一支到十几只不等。

可能因为大部分电影都是男人拍的，这些男人总是让电影里的女人为他们哭天抹泪舍生忘死。可现实永远不会这样。现实里的A离开了B，会照样活下去。总有一天，她会忘掉B，遇到C，D，甚至是F。

后来，我遇到了我的第三个男朋友，小白。我叫他小白，因为他的衬衫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像他的人一样。那时，我24岁，进了杂志社，干上了娱记。小白23岁，是个正在为前途和出路发愁的地质系找矿专业毕业生。我们这样一对驴唇不对马嘴的组合，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以后的路。

为消磨时间，我还经常参加一些聚会。我发现只要你愿意，这个城市里随时有你可以去凑热闹的聚会……所有聚会到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变得很无聊很没劲。明明所有人都是跑来寻开心的，却没有一个是真正开心的。可是明天聚会还是会照样开场，大家还是会乐此不疲。也许，聚会也像吃水煮鱼和香辣蟹一样，能让人上瘾吧。

有人在睡觉，有人在狂欢。可是我知道，等着我的是失眠。很奇怪，每次我预感到自己要失眠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失眠。失眠时，时间长得可怕，每一分钟都像过不完似的，心里忽然很空。

也许只是谁打错电话了吧，可人的想象力总是会跟愿望无限靠近。我希望，那是小白打来的。整个后半夜我再也睡不着，好像等待电话的铃声再次响起似的。有人计算过，每个人的一生平均有八分之一的时间在寻找，不知道又有多少时间被人用来等待。我想人生用于等待的时间远比寻找的多，因为等待的时间可以和其他任何时间粘在一起。你可能在做着一件事，但同时在等待着另一件事；你可能和一个人泡在一起，但同时在等待另一个人。

也许是歪打正着吧，虽然跟最初的想象大相径庭，但我竟意外地发现，自己很适合这份工作。首先，我有个好脾气，能消化各种各样的鄙夷不屑和拒绝；其次，我很擅长听人讲故事，知道在哪里应该直视对方，在哪里该做感叹状，在哪里该瞪大眼睛，作为一个娱记，我赖以生存的器官就是我亲爱的耳朵和手。耳朵虚怀若谷，手指玩世不恭，这样一对组合，能迅速让一只蝴蝶羽化成仙。

我又接到了那个奇怪的电话，看来我乐观的太早了。上帝总是会给自以为是的人一个耳光，总是会让你在你以为快要忘掉一个人的时候提醒你，其实还在想着他。

李文卿回美国后，我开始收到他寄来的彩票。我想不明白他出于什么心理送我这玩艺儿，等待，观望，还是自以为自己是个能为我带来好运的天使。

我是在诺查丹玛斯的预言99年8月18日那天决定放弃小白的。当时，我们坐在学院路的马路牙子上，车来车往，尘土飞扬。我和小白约好一起等着传说中的大毁灭。那天小白告诉我，他从小在矿区长大，一心以为自己这辈子要干的事就是找矿。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要找的根本不是矿，至于找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说他觉得自己就像苍蝇，一头撞在玻璃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没有的。说完这句关于苍蝇的话，我们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我忽然意识到对小白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来说，出路其实是有多重要。事实上，这天我们终于平安度过毫发无伤。有人将之归结为“测不准原理”，我的理解，要么是年迈的上帝记错了日期，要么是他存心要嘲笑一下自作聪明的人类。总的来说，我认为世界迟早还是会灭亡，只不过，时间不详。我依然每天忙着加工别人的口述历史，热切关心着自己生产的方块字能占据多大面积。而亲爱的小白呢，终于在我的劝说下，狠下心办妥了一切手续，跑到德意志找他的前途和出路去了。他走以后，我搬了家，换了工作，注销了以前的邮箱，在他面前彻底失踪了。我怕他的电话越来越少，我怕被他慢慢忘掉。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消失呢。

我们一起度过了世界末日，可还是没有明天。世界没有灭亡，爱情就不能永恒。我没什么可说的，出路比爱情重要，德国比我重要。

文静：当初他是很忧郁，可也没拒绝。

文卿：当初是你让他走的，他可能还在等你挽留他。

文静：是吗？我内心深处还希望他拒绝我，义无反顾的留下来呢。我不想让他以后说我自私。

文卿：小白太年轻了，你也是。你们内心追求一种默契，实际上是在相互赌气。

文静：我没和他赌气，从一开始就是全心为他好。

文卿：可他还年轻，对以后的好多事情都不能确定。

文静：也许不只是他，我也一样。其实我们都没有把握。

我和小白的座位就是那张床垫，那是我的一个朋友在结婚之前送我的。这床垫随着她的单身生活一起成了她的历史。一张有历史的床垫和一个有历史的女人差不多，表面看来完整如初，里面却布满了不可言说的秘密。好像从前那么多次似有若无的试探和拒绝都不过是为了将这个仪式一拖再拖。我们静静地坐在床垫上，小白甚至翻了翻我放在枕边的书。到这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有些事是非发生不可的了。这张床垫的历史也将被写上新的一笔。这是一个命定的仪式，两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跨越。过去他的拥抱多半浅尝即止，有时带一点羞涩的小小的欲望。但是没有我的配合，那点小欲望很快就静悄悄地挥发在空气中。而现在，我不再驾设屏障，我们从对峙者变成了共谋，事态立刻朝另一个方向打着小弯逡巡过去。

李文卿很快回了美国，留下我做这道很难的选择题。这道题只有两个答案：选A，嫁给李文卿做一个美国中产的老婆，可我不知道，如果不够爱一个人却嫁给他算不算一种欺骗；选B，继续做娱记，等着生命中的C，D，E……可这是否意味着我还要不停地替代和被替代下去。早晨的时候，我想选A，晚上，我又想选B。我知道，可供我选择下去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也就没有天长地久的等待。我决定，暂时忘掉眼前的烦恼，好好当我的娱记。可很快，出乎我意料的事发生了。大鹏在我的采访中曾提到前女友整容的消息，虽然文章中没提到小青的名字，但媒体开始对号入座，答案纷纷聚集到小青身上，这种事更让我的同行们感兴趣。一时间各媒体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忽然之间我成了我同行们竞相采访的对象。我的电话一天到晚不停地响，还有人专门到杂志社来采访我，我尝到了明星乍红的滋味儿。

这种一家三口的日子，看起来也是挺温馨的。如果我当年没有离开“高乐”，坐在那儿的女人会是我吗？也许不是。这个女人当年可以为他自杀，现在却不能忍受他抽烟。也许大家都在变，“高乐”已经不再是“高乐”。

我在5秒钟之内做出了重大决定，在做娱记和做美国中产的老婆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可供选择的答案永远是这么少，而且这么不能称心如意。我对自己说，这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你只能在一个可遇的范围内选择一条看起来还凑和的出路。我累了，我不想再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出声的电话，一个不知何时出现的男人，我真的很想有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