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思想陈腐一些，而且有些夸耀才华，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资格，就是明证。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人恶孽，要受到责骂、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来污蔑小说家的地步了。

   ①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知府。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 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他“终生困厄”。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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