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的那一端

“金信民先生虽然是个商人， 但是心底里是个浪漫诗人”，这是讲座一开始， 主持人张伟先生在开场白里对我父亲的介绍。讲台上依次坐着我、费明仪、张伟、柳和纲四人。
    今年8月，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电影博物馆举办“子归海上——国宝级经典电影回顾展”，重头戏就是民华影业公司在上海孤岛时期摄制的创业巨献《孔夫子》。为隆重其事，博物馆经香港电影资料馆联系，特别邀请当年的制片家金信民和导演费穆各自的女儿，以及电影数据馆节目策划傅慧仪女士，到上海来参加8月9日的开幕礼。第二天，博物馆更特地举办《我们的父亲》讲座，除了费明仪和我，还请来了当年电影首映时金城戏院老板的后人柳和纲。主持人张伟先生是位史学专家，也是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学术带头人。他在讲座上把七十三年前《孔夫子》摄制的缘起、过程、放映，以及日后的失落，大半个世纪后重见天日的经历，娓娓道来，不但令听众对这部传奇名片的背景有所认识，也使我对当年父亲摄制影片的客观环境及种种细节增加了解。

原来这部影片于1939年刚开始拍摄时的预算是三万元，预定摄制时间为数月。以当时一般行情来算，拍一部电影的成本大约是八千元，时间则为六或七天，据说当年即使天皇巨星胡蝶的片酬也只不过五百元，却已是群星之冠了。结果，这部由年轻制片家金信民不顾一切、倾力投资的历史巨片，在凡事要求完美的导演费穆“慢工出细活”的执导下，足足拍摄了一年有余，完成时共耗资十六万元。1940年12月19日，民华公司终于把创业作《孔夫子》在“国片之宫”金城戏院隆重献映。
    根据张伟先生所赠《孔夫子》首映说明书影印本，我发现除了本事、广告、插曲之外，在字里行间、书页纸边上，竟然还有不少信息的宝藏：例如《孔夫子》是在夜场九时一刻首映的；而“十二月廿五六七日三天上午十时半加映，座价上下一律七角”。据知金城大戏院当年楼上楼下共有一千六百个座位，即使场场客满，以当时《孔夫子》 放映的档期来算（原本院方答应放映至1941年初，结果临时抽下，换上了戏院老板制作的《红粉金戈》），无论如何是无法还本的，更遑论盈余了。奇怪的是，不惜工本的制片家似乎从未考虑到影片发行后的盈亏问题。在父亲的心目中，投资拍片根本与扬名谋利无涉，正如他在《孔夫子》首映特刊的《序言》中所说：“人类走在‘向上’与‘向善’的路程上，电影应是‘导上’与‘导善’的工具之一。于此，我们希望对中国电影事业能继续‘尽其所能’。”这样一个只求付出、不问收获的制片人，在抗日战争孤岛时期的上海，全心全意要摄制一部振奋人心、激励民情的历史片。这种做法，今日看来也许匪夷所思， 但其实跟他的时代背景和豁达性格息息相关。父亲生于满清末代皇朝，出世后历经辛亥革命、改朝换代、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北伐胜利，种种巨变，喘息未定，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因爱国心切，乃积极投入他热爱的文化工作——方兴未艾的电影事业，民华影业公司就是在1939年九一八纪念日成立的。即使如此，为拍片不惜一切，甚至倾家荡产而无怨无悔，除了对导演及其团队极端信任，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无限支持之外，确实与他毕生“视富贵如浮云”的浪漫情怀不可分割。

记忆中，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谈论过财经金融的事。小时候，他带我去看京戏，观话剧，出入明星红伶的厅堂。刘琼、赵丹、王人美、黄宗英的美誉如雷贯耳，梅兰芳、言慧珠、麒麟童、金少山的大名耳熟能详，甚至连我的启蒙书都是京剧《大戏考》。我也看过他自己为募款赈灾而粉墨登场，先后义演过京剧《打渔杀家》和话剧《秋海棠》。这样的父亲，四九年后远赴台湾，五十年代南来香港，千金散尽而居然笑看人生，不改其乐。在香港，有一回，他满头大汗从外归来，忽然感慨万千：“今天经过天星码头，看见报摊上的报贩在数报纸，厚厚一叠，一张、两张、三张……就像有些人数钞票似的，一张张数，数完了放在银行里，不懂生活，存折里多了个圆圈，有什么意思！”这使我想起了法国名著《小王子》的故事。圣埃克苏佩里创作的小王子在天际众星之间游荡，来到商人居住的第四颗行星，对商人埋头算账的行径大惑不解。“你在忙什么？”他问。“我在数天上发亮的东西。”商人回答。“啊！数星星，数来干什么？”“我可以拥有它们。”“拥有了干什么？”“我可以变得富有，富有了可以买更多的星星。”“有花可以摘，可以戴，你又不能摘星星。”“我把星星的数目写在一张小纸上，再把小纸锁在银行里。”原来世界上多的是数星的人！今年，《小王子》正好诞生七十周年，想当年作者在法国成书之际，远在中国上海，有个商人未读此书而早已参悟书中含蕴的真谛——父亲不做数星的人，他是个赏星的人！

在大会讲座结束后，主办单位安排大家参观博物馆，由常务副馆长范弈蓉女士陪同，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石川博士亲自导赏。石博士知识渊博，对中国电影发展史了然于胸，如数家珍。博物馆规模宏大，设备新颖，一行人由四楼漫步而下，经过了“光影记忆”“历史长河”“电影工厂”“荣誉殿堂”四个展区。由于石川博士的引领，迄今百年中国电影史上先驱的付出与血汗、努力和成就，历历在目，重现眼前。博物馆中珍藏着一本《孔夫子》拍摄当年的剧照，望着照相本泛黄的纸、起皱的边，神思恍惚中恰似进入了时光隧道，历史长河上的雾霭慢慢散开，视野渐渐明朗，长河的彼端，赫然站立着一群年轻的爱国者，他们有勇气，有魄力，干劲冲天；不知天高地厚，无视世道艰险，为了实现理想而勇往直前。小时候，听父亲谈论摄制《孔夫子》的种种事迹，总觉得是遥远的故事、模糊的逸闻，如今，目睹当年工作人员的斑斑心血，这一切都变得立体明确，眼前呈现的是真实的文献、历史的明证！父亲与他的团队，曾经辛劳过，挣扎过，奋斗过，努力过！七十三年前摄制的《孔夫子》，经历超逾半个世纪的跌宕坎坷，七十三年后终于回到了他的诞生地——上海！
    这次影展，一共放映了两回《孔夫子》。第一回于开幕式后在艺术影厅上演，第二回则在博物馆五号摄影棚放映。五号摄影棚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重建于2012年。据石川教授所言，当年父亲租借联华影业公司拍摄《孔夫子》的第三号片场，就在棚外马路的对面，如今场址已经建起了一栋栋巍巍巨厦。五号摄影棚里设有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三百平方米巨幅银幕。在这样设备齐全的场所放映经典名片《孔夫子》，可谓相得益彰，历史巨献的古朴韵味与雄浑气势皆巨细无遗地呈现出来。悉心观赏之际，父亲当年细述的故事一一重现脑海。“那一场雪啊！导演带领整队人马出外景，等了好几天才等到。”陈蔡之厄解围后的漫天风雪，在冬天难得下雪或数年方得一见雪景的上海，就是这么等出来的。“‘陈蔡绝粮’夫子操琴的那场戏啊，拍了个通宵，我也陪着看了一宵。”父亲说来犹有余甘。孔子抚琴为征夫操，子路随乐起舞，古琴之声庄严肃穆，动人心弦，原来当年所配的音乐和乐舞，部分取材于明代朱载堉所著的《乐律全书》，而演奏的又是古乐名手，难怪仅仅音乐一项已经耗资三万有余了。原以为电影不必连看两遍，谁知每次重看《孔夫子》都有崭新的体会，导演费穆的拍摄美学和编剧手法都功力深厚。此外，父亲与他的团队在七十三年前不但具有国际视野，在电影制作时聘请外国翻译负责英文字幕，他们在推广时的种种构思，如制作特刊，邀约广告，放映前举办征文比赛、孔圣杯乒乓赛，放映时每天抽奖赠送九大头轮戏院戏票等等，如今看来，也都极富时代色彩。

为了怀旧与寻根，一行人特别要求于8月10日早上前往当年《孔夫子》首映的金城戏院参观。原来这家戏院也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产生之地。戏院坐落在当年的北京路、贵州路两条马路接口的转角处，七十三年来历经沧桑，而仍维持旧观，进口处是个前厅，由左右两条弧形的楼梯环抱。戏院的接待人员说，楼梯还是当年的楼梯，那么，一层层梯阶上必定留下了父亲当年的足迹。1940年12月19日首映当天，年轻的制片家风华正茂，他是否怀着无比的兴奋，三步并两步跑上去观赏自己的心血结晶？说明书上写着“民华影业公司开天辟地敬谨贡献，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惊人之笔”，如今看来并非虚言。金城戏院二楼放满了所有当年在院中首映影片的海报，许多儿时听父亲提起过的名片都陈列眼前，其中最瞩目的，除了《孔夫子》，还有联华公司于1934年摄制的《渔光曲》，海报下列明此片于1934年连映84天，打破中国电影史上历来的纪录。看到这张海报，不禁令我莞尔，原来这破纪录事件的背后，竟也涉及我那年少气盛、好打不平的父亲。当年为了替主题严肃的《渔光曲》打气，他居然一掷千金，匿名在《新闻报》上刊登全版封面广告，以示支持。一千银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并非小数，难怪多年后家中每次重提此事，我那贤良淑德的母亲总对我说：“侬爹爹，专门喜欢做空头事体！”所谓空头事，就是不涉名利、无私忘我、世人眼中无法理解的大傻事！然而世事难以逆料，谁会想到当年亏了大本而又失落人间的《孔夫子》，由于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全力修复，会在2009年重见天日，迄今数年间更在世界各地的影展上大放异彩呢！

父亲到了晚年，乐天知命一如以往，他的确体现了孔夫子“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他不但知福惜福，而且满怀感恩。为了准备八月上海的讲座，我在行前找出父亲的手稿日记，发现他生前写下了不少感恩的话语。除了感谢上苍赐给他好儿女，他更感谢上天赐给他好太太，“爱护我，体谅我，关心我，一起生活了七十年之久，真可算是同甘共苦，白首偕老了！”其实到母亲弃世之日，他俩已经相依相守七十七载了。就是由于这位谅解他、爱护他的贤妻无私的奉献和支持，才让父亲当年可以放怀寻梦追梦而无后顾之忧。

此文动笔之时，正值妈妈逝世七周年纪念。谨以此文，献给我挚爱的父亲母亲。

金圣华

2013-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