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日前对该校11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致校长的一封信给予回应，并以此向北大教职工和校友就招生改革方案征求意见（见11月10日《光明日报》）。周校长肯定了11位教授的意见，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北大本科招生改革力度,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

就在10多天前，北大招生办发布了中学校长推荐制的学校名单和推荐名额。在规定的期限内，收到来自全国31个省份近200所中学递交的申请，申请学校数较去年减少近一半。经北大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会“认真评议”，最终确定161所中学（含2010年首批试点的39所中学）获得2011年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资质，推荐学生总额为210名。虽然申请的中学少了，但获得资格的学校却大幅度增加了。北大显然也要把这一改革进行到底。

诚然，高考分数线的缺陷显而易见，而无论是推荐制也好，专家面试也罢，动机无疑是为了弥补现行招考制度的弊端。但现行的高考制度，尽管可能存在一次性的偶然因素，尽管存在着高分低能的情况，尽管有许多加分的因素，尽管各地有不同的分数线，尽管过了这条线后对舍高而取低的现象将很难避免和约束，但如果成绩相差50分以上，差距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毕竟还有一条成绩线。对多数人而言，这条线是公正的；高考的成绩与个人志愿的实现是呈正相关的。如果意识不到，高考的分数线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有招考事项中，唯一的相对最为公平的底线，不断地、局部性地突破这一底线，量变造成质变，就很难不带来颠覆性结果，最终事与愿违，弊大于利。

尽管很多人对高考指挥棒爱恨交加，但相对于“唯分数为是”而言，大多数人更不能容忍的是不断扩大的加分因素，什么三好、什么推荐、什么特长，给分数之外的运作开了绿灯。当呼吁取消、至少是抑制各种特长加分之声日益强烈的背景下，扩大中学校长推荐和本校专家面试的比例，难免不增加产生新的不公的几率。

有210个由校长推荐的学生上北大，就剥夺了210个学生通过统一标准、相对公平的竞争考入北大的机会。如果其他院校都对北大做法效而仿之，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北大可以确定几个每年被录取最多的中学，每个院校也都确定几所本院校录取最多的中学，行不行？但这样的推荐制度也必然置校长们于不堪承受之重的地步。看似有了权力和权利，100个人和你打招呼，推荐了一个，得罪了99个，而且不止99个，因为你怎样向本校所有考生证明这个被推荐的人是最优秀的呢？要有说服力，就要拿出真东西，或许还是要通过考试来证明。

而自主招生，谁能保证由一所大学教师出的题，比由一个地区的一批专家出的题，更能全面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呢？看看复旦和上海交大曾经出过的面试题，如 “你觉得作为一个团队的领袖，应具备哪些素质”、“如果你在政府部门身居要职…”、“你对上海房屋规划中的房屋间隔问题了解吗”、“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有何看法”等等问题，做为录用大学毕业生、甚至是招聘中层领导干部的试题可能更为合适；用于判断一个中学生的素质，真有点儿风马牛不相及。如果现行的集中命题、统一标准、封闭阅卷、计算机录取的考试形式，尚不能彻底杜绝不公和腐败现象，那么，靠社会监督下的学校和教师自律，以信誉作担保，就更近乎是痴人说梦了。“说你姓你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你又能拿出什么证据说人家以权谋私呢？

有些看上去很美的改革，往往顾及一点、不及其余。如果不能利与利取其重，与弊取其轻，如果颠覆高考的公平底线，带来的只能是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