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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
孔灵芝,原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王文志,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主任
石琦,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健康促进处处长
颜青,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琦玲,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教授
余振球,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
防病缺理念:正常高值不当回事
“尽管我们比美国人瘦,但发展为糖尿病的速度反而比别人更快!”在当天主会场上,原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孔灵芝的一句话,让听众感到意外。
孔灵芝列出一组研究数据:国内外一项对比研究发现,同样是糖耐量低减的人,当我国民众BMI(体质指数)为22.4时,有13.2%的人最后发展成糖尿病,而美国人BMI平均指数是34.2,最后发展成糖尿病的只有11.1%。“除了可能与我国居民主要是腹型肥胖容易增加风险有关,还因为我们等到各项指标数值达到慢病指标了,才重视!”
在我国,只有血压的低压在90毫米汞柱以上,高压在140毫米汞柱以上,才会被当作高血压病人,而将高压120mmHg-130mmHg以及低压80mmHg-89mmHg的范畴定为“正常高值”。孔灵芝表示,美国将此血压范围称为“高血压前期”。因为研究发现,以血压115/75mmHg为界,血压水平的逐步增高与心血管并发症成正比关系,这部分人必须主动管理,才能防患于未然。另一个会场,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余振球说到了一个现象,很多发生卒中的人并不是那些已被诊断为高血压的病人,而是那些血压超过正常值,但又没到高血压范围的“高值”人群,因为他们心血管发病风险会比正常人高很多。
对于糖尿病的控制上,这个道理同样适用。如糖耐量试验服糖后2小时血糖介于7.8至11.1毫摩/升,表明身体对糖的吸收和利用比正常人差,这在临床上叫做“糖耐量低减”,一般被认为是糖尿病前期。孔灵芝介绍,不管是中国著名的大庆研究,还是美国预防糖尿病计划(DPP)都发现,对糖耐量低减人群进行脂肪热量限制、运动等生活方式干预,都可大大降低进展为2型糖尿病的风险。
“管慢病,就像抗洪救灾,不要等看到突破警戒线了才想起救灾疏洪!没突破警戒线,就不管不顾,这能救好灾吗?”记者跟孔灵芝聊天时,她依旧难掩激动,“如果在血压、血糖等各项指标处于正常高值时就开始管理,就能使很多人不得病,晚得病,就算发展成慢病,也不至于产生严重并发症,不仅可提高生命质量,还可节约医疗资源,对国家也是积极的贡献!”
生活缺引导:芬兰给牛奶订价的启示
孔灵芝发言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健康促进处处长石琦开始发言,“防慢病有时也不全是理念的事儿,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懂,特别是我国健康素养不高的情况下。”
“哟,今天两位卫生官员要唱反调了?”坐在记者旁边的一个中年男听众调侃说。不过石琦处长接下来的发言,立即打消了他的疑虑。原来石琦讲的是另一个内容,那就是要管好慢病,除了理念,还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在健康生活习惯上引导。
石琦讲了一个故事。她的一个女性朋友在芬兰学习,有一天朋友向她抱怨,自己在芬兰一周省吃俭用,就是为了买高脂牛奶,因为芬兰的高脂牛奶太贵了。一开始石琦也很费解,直到去年去芬兰参加学术会议,问起当地官员才弄明白其中缘由。
原来二战后,芬兰政府发现心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危害很大,尤其是心脑血管病致死率极高。后来发现,这跟芬兰人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有很大关系。比如芬兰人有喝凉牛奶的习惯,将新鲜牛奶放冰箱里,拿出即喝。
为改变这一习惯,芬兰开始出台一些民生政策——给牛奶订价格——政府特意把低脂牛奶和脱脂牛奶的价格订得比高脂牛奶价格低,目的就是让普通民众能优先选择低脂牛奶和脱脂牛奶,从而控制低密度胆固醇(坏胆固醇)的摄入。如今在芬兰儿童中,四分之三的孩子每天饮用脱脂牛奶,成人中有一半饮用脱脂牛奶。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系列的引导政策以及对慢病的防控措施,整个芬兰的心血管病发生率大大下降。
“很多人认为慢病防控是卫生部门的事情,其实政府要引导,靠卫生部门一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需要财政部门、工商部门等多个部门一起合作。”石琦表示,今年我国发布慢病防控规划,其中就提出了多部门合作。
听完石琦发言,坐在台下的孔灵芝用力地鼓掌。她说,其实慢病防控并不是只靠我们自己,还要靠政府创造环境让老百姓选择健康食品。“如果我国加工食品的反式脂肪酸、餐饮业的油、盐得到控制,控制慢病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药缺重视:没了症状就停药
有了病得吃药,不过现实却是,我们的很多慢性病人没有好好用药。正因为如此,这次大会特意将“合理用药”作为大会的主题之一。
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颜青介绍,用药时间长,联合用药多,用药知识水平较低是我国慢性病人最为显著的特点,可以说,能做到合理用药的比例只占不到4成。
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王文志经常会遇看到一些病人到门诊看病时,从塑料袋里掏出形形色色十几种药来,有控糖的、降压的、扩张血管的、降脂的,还有各种中药制剂。然后问大夫“我这些药该怎么吃啊,一起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提及这种现象,王文志主任说,不合理用药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过度用药,每天吃很多种药,不该用的药也用了。有时还包括各种保健品。原因之一是有些基层医生对疾病的治疗指南了解不够。另一种情况是病人自己主动要求多开。“我就遇到过这种病人,开药种类少了,价钱太便宜,认为你不重视他,甚至还有主动要求输液的。”
最让王文志痛心的是不按照医生的嘱咐用药。这部分人常常担心药物副作用,当症状减轻或好转时,就擅自停药,这种人占的比例不小。
“现在有些人吃药,先是拿着药瓶看副作用,然后问价格,最后才是关心这个药对自己有什么作用。”王文志无奈地叹气,最后发现,停药后倒是不用担心副作用了,可血压、血糖没控制好导致的脑中风、冠心病等严重后果也随之而来了。
坐在记者旁边的一位中年男性连连点头。原来他是来自江苏常州武进区一个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他负责的当地2800多名居民中,有600多人是高血压,100多名糖尿病。很多人平时有症状就吃药,没症状时就不管不顾,等到得了脑中风才着急。
“慢性病的家庭预防和护理成本是最低的,去了大医院ICU花费很高,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却很少有人做得很好。”王文志主任感叹,正因为如此,很多慢病患者最终进了急诊室,就是因为平时没注意好好预防,坚持合理用药,出现严重症状了才想到去医院,换来的代价实在是令人痛心。
治疗缺观念:盯着治病忘了人
生活中很多人的高血压、糖尿病怎么治都控制不好,这次大会上,专家们找到了一个症结:那就是治慢性病,我们只盯着“症状”,却忘记了治的是一个“人”!
孔灵芝举例,一些降压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单纯降压治疗,不能消除的心血管病危险为60%-80%。因为很多高血压病人除了血压高,还有其他危险因素的存在。如2010年完成的对5000多例中国患者的研究显示,每10位门诊高血压患者中,就有5位有糖代谢异常。另外很多人还有血脂、吸烟、体重、心理等其他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管理血压,而是要血压、血糖、血脂、生活方式一起管理,才能降低心血管病整体危险因素水平。”
“我们医生的使命到底是治病,还是救人?”在另一个分会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教授陈琦玲提出的问题,一下让场下的医生鸦雀无声。
陈琦玲讲了一个至今让她印象很深的病人。一个53岁的男性患者,在两年前体检时被查出有高血压,后来感觉头晕头疼,感觉血往头上涌,胸闷透不过气的感觉,几次送往医院,只要一出院,症状又出现,测血压200/120mmHg。当送到北大人民医院时,医生做了各种检查都没有发现异常,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后来医生了解到,患者因为近期要述职,工作压力很大,每天早上6点出门,晚上10点回家。而且病人一到晚上3点多,就闹铃叫大夫,说怕自己醒不过来。“抑郁、焦虑等是很多慢性病人都有的问题,甚至是很多高血压患者控制不好血压的根本原因。”陈琦玲说,如果我们只盯着血压,血压高就给他吃降压药,血脂高就吃降脂药,忽略其他因素,这些慢性病很难控制。后来叫来病人的妻子、姐姐,跟他们沟通,给予患者精神心理治疗,再加上用药,血压很快下来了。如今出院一年多,血压控制得很正常。
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坦言,由于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医生的整体观念在逐渐消失。医生们各自注重自己所管的那个器官,最后各自都把自管的器官或自管的病治好了,但由于缺乏整体观念,每每顾此失彼,甚至损伤了别的器官,“一边做好事,一边做坏事,最后是各自都把自管的器官治好了,病人却死了。”有时来了一个活生生的病人,在很多医生眼里是来了一个器官。仅按照X光的影子、B超的诊断、血检的指标等资料,拼成了一个病人,然后进行诊治。
好在国内目前已认识到这方面的短板,陈琦玲介绍,很多医院开始成立以病种为主的会诊中心,如北京同仁医院有糖尿病会诊中心,北大人民医院有心脏中心,目的就是改变过去科室单独作战的局面,把病人当整体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