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万科捐款争议的几点看法

    万科和万科的王石先生一直是笔者比较尊重的企业和企业家之一，对于此次由于捐款以及解释文章而引起的争议，恐怕王石先生本人也是始料未及的。

    但冷静下来分析，这次的争议却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一向认为不能用捐赠的多少来评判一家公众类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并不认为那些捐赠较多的公司比捐赠较少的公司更具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体现在各个方面，对于公众类上市公司而言，首要的社会责任是在遵纪守法和不危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创造社会财富，合法纳税、给员工创造福利和给股东带来回报本身就是它所履行的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并且它的经营本身改进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为社会创造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促进了社会和人类的发展。正如王石在他文章中提出的他自己关注的是“在地震波及严重的成都万科小区的住宅耐震情况”，这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作为一家公众公司，它的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当中所起到的贡献的作用要大于在第三次分配当中的作用。我们会认为一家无法给股东创造任何价值，却在慈善事业中大把大把的花去股东的钱的企业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吗？对于慈善捐助，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的理解，也采用着不同的形式，比如克希尔的股份捐赠计划，就是在企业给股东创造更多的财富的基础上，根据股东的自我价值取向来安排慈善捐赠方面事宜。

    对于这次万科在汶川地震中的爱心行动，我想首先是应该肯定的。从第一时间向灾区捐助200万元，从万科组织的抢险工程机械队在都江堰灾区日夜奋战；从万科的特别搜救队在偏远的孤点寻救生命；从万科的专家组完成对成都万科小区居民住宅的安全鉴定，转入对市区的建筑鉴定；无一不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也是万科对于社会责任的诠释。我们在敬佩伊利集团 “不计成本、不遗余力、不设捐助限额”抗震救灾的根本原则的同时（我们也很关心是谁授予了管理层这么大的权力），也应对万科的善举给与充分的尊重。

    但笔者今天想重点谈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下面的问题。

    第二，非常态下的常态思维合适吗？

    实际上，这次对于王石及万科的争议最大的并非万科的捐款数额，而是王石先生在私人博客中解释此次200万捐款时所抛出的“灾害常态论”、“慈善负担论”及“员工捐款10元为限论”（我们同样也很关心万科管理层这样在私人空间解释企业行为的合理性，特别是如果由此给企业带来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首先，我们从王石先生这次解释本身可以看出万科是在乎公众评价的，并且万科也一直是少数公众形象比较好的地产商之一，然而正是这个不合时宜的解释引发了更大的争议。从结果上看，无疑对万科的企业形象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既做了贡献，又不得人心的结果，是广大万科股东不愿看到的，恐怕也是违背了王石先生的初衷的。

    如果说王石先生在此次事件中确实犯了错误，笔者认为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把一种常态思维用在了这次非常态的灾难中。正如央视“对话”栏目的主编刘戈所说：“他发表了一个并不能算是错误的看法，但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候。就像是人家家里有孩子刚出生，大家来道喜，他非得凑上来说：这孩子早晚是要死的。”

    为了不失偏颇，我们还是从王石先生的原文出发。

    诚如王总在博客中所说：“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本来，这种能够把慈善事业常态化和可持续化的企业是非常可贵和值得我们歌颂的。但把这种在常态下值得称道的企业慈善观用于回答网友在这次特大灾难面前对万科质疑的解释就显得有些苍白了。

    显然，这次汶川大地震并非常态灾害。这一点，我们从灾后一周死难4万同胞、受伤者超24万，直接受灾者超千万民众的灾难数字可以看出；我们从政府举全国之力援助灾区，十万子弟兵的生死不顾夜以继日中可以看出；我们从庄严的五星红旗第一次为普通民众而降中可以看出；同样，我们可以从震彻全国的防空警报汽笛长鸣中感受到；我们可以从举国默哀、数亿中华儿女的泪眼中感受到；我们可以从电波中传来的那川府大地上惨烈的伤口、那些被废墟掩埋的死难者、那些孩子弱小的尸身、那些惊恐惶惑的眼神中感受到……

    这次灾难不仅是笔者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大灾难，恐怕有着更多人生阅历的王石先生也不会经历三次以上吧！我想王总本人也不会认为这次灾难是一次常态灾害。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非常态的灾难呢！我们先看看举国上下对这次灾难的态度吧！在这场灾难面前，上到政府，下到乞丐，无不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强和团结。可以说，这场灾难把国人的爱国热情唤醒，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再次凝聚。面对非常态的灾难，我们的政府采取了非常态的紧急措施，我们的军队采取了非常规的救援，就连一直对中国比较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表现出少有的称道。如果生命是最宝贵的，那么被空军视为比飞行员还珍贵的空降兵，却在此时做出了突破中国伞降史乃至世界伞降史的5000米高空山地伞降这非常规一跳。而历时三天为平民而设的全国哀悼日，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第一次！一直负面消息不断的演艺界在灾难面前也表现出了非常规的慷慨，一条条长龙般的献血队伍，一份份沉甸甸的爱心，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非常规。非常时期，必用非常之举！我们的民族在用举国之力去救助死难的人，去支持破坏后的重建。

    然而，此时王石先生文章里的“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则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本来捐款多少，无可厚非。毕竟，都是对灾区人民的一片爱心。但作为年利润近50亿的中国地产企业领头羊和航母的万科集团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如果超过200万捐款就成了负担，把员工捐款10元为限的常规提示，用作此次具有救命意义的捐助，那就显得可悲了，因为慈善本身从来都是一种爱心行为，而不应是一种负担。如果说常态下的慈善是一种品德；那么国难下的慈善则是一种责任。

    我们很难说，对于年均收入几万元的万科员工，用于慈善，多少元为限是合适的，抑或超过多少元会成为负担（我相信，大多数万科员工面对这次灾难，不会参考公司的以10元为限）。但我清楚的知道，在我的农村老家，本身就收入不高且几乎很少组织捐款的农民家庭，在这次的灾难中，很多是捐助10元以上的；我们身边的很多普通工薪阶层是捐助了1%以上的年收入的；我们亦通过媒体看到很多没有收入的儿童和学生捐出了他们积攒多年的压岁钱或节省下来的生活费。我们还通过媒体看到了一位江苏乞讨老人也捐了105元，这其中有100元，是他特意在银行把零碎钱兑换成整钱才捐助的，我们在为老人的行为而感动的同时，不想去讨论老人的捐款是不是合适，是否会成为他的负担，还是看看老人自己的说法吧：“我上午就想多捐一点，但钱太零碎了……” 、“灾区的人比我更困难，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不容易啊！” ，也许在老人的心里，这微薄的捐款对他来说并非不重要，但是，对于灾区人民来说，却是救命钱啊。我们有理由相信，老人所捐出的，并非只是钱，更是一颗心，一颗流淌着善良、仁爱之血的心。而正是有无数个象乞讨老人这样具有善良仁爱之心的人，在支撑着灾区人民生存的信念，在鼓舞着他们抗击自然灾害的信心；也正是这种用善良和爱心构筑的民族精神，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架设了中华民族克服困难、走向富强的桥梁。

    在灾难面前，我们不能简单的用“不能对自己生命负责，如何对他人负责”的常态思维去理解谭千秋们在死神面前张开的双臂、伞兵们在遗书下的生死一跳、孩子们在危难之中的“叔叔，先救他们吧”。我们亦不能用“没有家庭责任，何谈社会责任”的常态思维去理解痛失亲人后仍坚持在救灾一线的蒋敏们、靠网上发帖寻妻而自己义无反顾奔赴灾区的解放军们、置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不顾而把母乳献给灾区婴儿的蒋小娟们……

    对于一个民族，非常态下的常态思维更是可怕的，面对国难的伪理性也是可悲的，我们不敢想象如果1919年的中华学子在“学生应以学习为重”的常态思维下，还是否会爆发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1931年9月18日后的中华儿女在“中日国力相差悬殊”的常态思维下，还是否会有经历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多灾多难的中国如果一直沉浸在常态思维下何时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怎样理解对股东负责

    我们还是再回到王总的原话：“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也许这里充分反映了一位职业经理人对股东的尊重和对股东财产的负责，这是作为上市企业管理层的难能可贵的品质，更为重要的是他反映了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管理层权限。这些本是我们应该赞赏和讴歌的，也是我们投资一家企业的重要理由之一。但尊重股东同样是反映在多方面的，恐怕尊重股东意愿也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条吧！面对这次的大灾难，广大的万科股东到底对捐赠是什么样的态度，恐怕王总这次是主观臆测了，在王总眼里是合适的200万捐款，在万科股东们的眼里也许未必是合适的。如果王总的权限不够，万科还有董事会，股东大会。事实上，一家上市企业为援助1000多万受难同胞而召开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我想是不会受到什么指责的，相反的，他会赢得更多的尊重；对于很多中小股东来说，在这样的大会中的举手其意义会超过历史多次股东会的例行举手，在这样的会议上即使是万科捐出07年的1%利润4800万的提案，我想也应该不会比增发融资之类的议案难通过吧。这点完全是笔者的主观臆测，也许万科的大股东们未必会和笔者有一样的想法，抑或王石先生比笔者更了解大股东们的意愿。但从王总的解释文章给万科带来的负面影响看，至少短期上是影响了万科的商誉的，对万科的股东也是不利的，同时王先生这种看似及时但并不合适的私人解释和表态，也使万科陷入了被动，万科今后无论是基于爱心或是为了挽回影响而对这次灾难的更多援助，无疑会否定“王先生仍认为200万合适的”说法。看似对股东负责的说法，也许并没有真正起到对股东负责的效果，甚至可能会伤害到企业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第四，盲目的攀比更加要不得
　  随后王总又提出“沪深两地股市约2000家上市公司，如果一家捐20万，加起来就是四个亿，很可观的一笔款项。但上市公司捐款的数量又是多少呢？所以号召更多的企业参与更有社会积极意义。”如果说攀比心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是一种要不得的缺点的话，那么企业在国难前的攀比则是残忍的（无论是比着多还是比着少，当然比着少则更显可悲），王总这段号召更多企业和社会群体参与到捐助活动中来是正确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之前太多的潜台词和攀比之意让人实不敢恭维，王总这一席话，无非是想说很多上市公司还没有捐，捐的大多也没有万科多！首先，万科捐款是自己的爱心奉献，不应该指责其他企业，王总这样的心态和网友指责万科捐的少又有什么两样。如果非要按王总的意愿做比较的话，作为上市企业领导者的万科捐的确实是太少了，因为在王总眼里可观的4亿数字很快就被突破了，社会各界捐款以每天15亿的数字在增加，企业捐助总额也早已突破40亿，不用说和万科同规模的企业相比，就是一向不热衷慈善的地产商们，这次也纷纷慷慨解囊，并且多家企业捐款是他们龙头大哥万科的数倍，这恐怕亦是王石先生始料未及的。

    最后，王总提到的“至于我本人，主要的关注点在地震波及严重的成都万科小区的住宅耐震情况。目前，万科建筑研究中心的工程专家会同清华大学地震研究所的专家已抵达成都，在万科开发的住宅小区开展勘查工作。预计两个星期会出勘察结果。在完成万科小区的勘察之后，将协助有关部门对成都的建筑进行安全鉴定。对受地震波及的成都建筑进行安全鉴定是必要做的。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如果汶川、都江堰等震区的救人抢险告一段落，万科的专家组将进入这些地区对建筑物进行勘察，总结抗震结构的损坏程度，改进今后住宅建筑的抗震能力，保障小区业主的生命安全。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这也许才应该是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主题，这也是万科践行社会责任最应该做的，同样是万科具备社会责任的企业最好的例证，但在前面太多不和谐的语境下，一切都变了味。也无怪很多网友，把这段话理解为王总对万科房子的一次营销，或是当作抨击万科关心自己项目超过关注灾民生命的靶子。

    第五该怎么看待大家对捐款数额的质疑

    本来，企业捐多捐少，既是自觉，也是能力。从权益法则角度说，甚至可以是隐私。但作为公众公司，网友关注一下、议论一下也很正常，毕竟，万科在地产界的龙头地位众人皆知，对这样的民族企业，公众寄予更高社会责任的厚望也属正常。

    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网友对万科捐款的炮轰，固然有非理性的一面，更多的还是在特殊时期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吁求。如果对此错误的理解为网民的仇富心态和恶意攻击，则显得狭隘和愚昧！万科的200万，我们应该表示尊敬，但不一定是理解或赞赏。地产企业捐1000万以上的不胜枚举，虽然他们也未必真的比万科更具社会责任感，但在这个特殊时期，是完全有理由比万科获得更多的掌声和赞赏的。

    我们理解万科捐多捐少的自由，同时，也请万科及王总理解网友对其捐款数额的敏感，共担国难，心手相连。

    最后，笔者想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家品质的标准，只有财富和社会责任的结合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尊重。我们虽不能证明一家不具社会责任和长期拥有负面形象的企业必会走向衰落，但我们知道企业要真正的做到基业长青，具备社会责任和良好的公众形象则是十分必要的。

                                 诺亚方舟冯立辉于2008年5月20日